领袖们治水如打仗 周恩来三上三门峡【2】

　　第一章 领袖们治水如打仗 

　　毛泽东批转报告给周恩来，要根治淮河

　　1950年夏天，安徽连降暴雨，淮河泛滥，淮北地区受灾惨重。

　　7月18日，华东防汛总指挥部在给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电报中说：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7月20日，看了这封电报的毛泽东紧锁眉头，当即将电报批转周恩来：“周：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两天以后，周恩来邀集有关人员初步讨论了工程问题。

　　灾情不等人，安徽的水势一日数涨，急得省领导曾希圣等人连电中央。灾情电报迅速到达毛泽东的案头。电文中的每一句话，都像火苗烘烤着领袖的心：

　　“……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员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洪水东流下游，灾情尚在扩大，且秋汛期尚长，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着干部多抱头大哭，干部亦垂头流泪……”

　　毛泽东呼呼地扇着蒲扇，眼望窗外，不愿再读第二篇电文，左手夹着烟，右手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489人”两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了一道颤抖的横线，叫秘书田家英立即送交周恩来。当他把电文交到田家英手中的时候，田家英看到毛泽东眼中饱含着热泪。他吼了一声：“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泪水簌簌落下。他在桌前踱了几步，回身在电文上写了一段批语：“周：请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批语表达了毛泽东的急迫心情。

　　从7月20日到8月31日，毛泽东连批了三份淮北地区受灾报告给周恩来，并提出一定要根治淮河。为了一个大国穷国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批转了大量电文给周恩来。不仅农村的灾荒，城市的就业问题也很伤脑筋。秘书室曾不断接到群众来信，反映失业问题。

　　领袖们的眼前，时常晃动着成千上万双乞讨的手，哭诉的眼睛……

　　周恩来接到报告，当即分两头部署，一头抓救灾，一头筹备召开治淮会议。救灾进展比较顺利，而治淮会议却遇上难题。

　　他召开治淮会议，亲自主持淮河流域规划工作。到会的有华东水利部、中南水利部、皖北行署、苏北行署、河南省政府、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河南黄泛区复兴局的负责人。他深知制订一条河流的流域规划，必须先搞清该河流的水文情况。“同志们，不对呀，不知你们发现没有，上下游的水文资料是相互矛盾的。”

　　水利工程师们坐在周恩来身旁，天热，大多数人都穿着衬衣，不停地摇着扇子。

　　《治淮方略》的总图表太大，桌上放不下，就铺在屋内的砖地上。大家都蹲在图周的地上，周恩来也俯下身趴在地上细看图上的注字，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为使汇报准确，专家们将水文记录资料画成一条洪水过程线，亦称洪峰曲线。听周恩来一说，他们更加仔细地埋头看着图表，也发现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向周恩来解释说：“国民党时期的水文人员常常不按时观测，或者某一支流根本就无记录资料。这是针对资料误差，做出的假设。”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人工修改洪峰记录的办法，结果会比某些原来不完整的洪峰记录更为合理。”

　　“哦，是这样。能不能修补得更加接近实际呢？”周恩来继续追问，并引导工程师们探讨一个查补的办法，把淮河不完整的水文记录资料梳理出个眉目。开始还有些拘谨的专家们，一谈起他们的本行，话就多了起来，到后来，在如何治理淮河的方针上还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蓄”还是“泄”。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风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更加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周恩来仔细听着专家们的争论，看着他们对科学的执着，近乎偏激，有时甚至面红耳赤。他喜欢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氛围，科学真理常常产生于激烈的碰撞之中。可现在不行，不能无休止地辩论下去，淮河两岸的生命财产正遭受着洪水的吞噬，没有时间再争论了。他提出一个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他的理由是，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

　　时当建国之初，全国都投入了抗美援朝运动，外加土改、复员工作，治淮会议虽然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但在治淮的解决办法上，苏、皖、豫三省存在着分歧。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了中共苏北区委的电报，电报强调了苏北的困难，认为如果今年即行导淮，将改变苏北的整个工作计划，对农业和土改等其他工作影响很大，而且在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上都感仓促。

　　8月31日，毛泽东接到这份报告，沉默片刻，拿起铅笔，写道：“周：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协调工作是件细致的事，不是一纸命令能解决的。周恩来仔细听取了各地的意见，又三次专门听取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及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刘宠光等人的看法，亲自落实了治淮工作的经费和任务，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对三省区负责人说：“只要你们三个诸侯统一了，就好办了。我向主席汇报，只要主席同意，就这样办了。”苏北是周恩来的老家，但他反复告诫干部们要识大体，不要像国民党治淮时江浙人管事，只顾下游，不顾中、上游，闹地方主义。

　　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治淮方案又回到毛泽东这里，他立即做了批复，从财政拮据的中央政府拨出巨款，由周恩来直接抓治淮工程。治淮机构从南京搬到了淮河边的蚌埠，淮河流域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通力合作，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治淮工程。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全力投入了治淮工作。那些逃难在外的灾民们也纷纷返回故土，参加兴修水利。在以后的几年里，他领导全省大兴水利灌溉工程，疏浚开挖了数条大型河道，加高了淮河大堤，并在淮河水系建造了许多山谷水库和湖泊、洼地蓄洪区。

　　毛泽东对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治淮工作是满意的，特别赞赏曾希圣在安徽的治淮功绩。而曾希圣在红军长征时，是负责敌人情报的中央军委二局的局长，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他们多次准确地破译过敌人的电讯密码，为中央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情报，所以毛泽东曾评价曾希圣领导的军事情报工作：

　　“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像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此话既贴切，又形象。所以中央在杭州开会，讨论农业发展规划时，毛泽东对起草小组的几个人，也是对周恩来说道：“可以派些省委书记去苏联看看集体农庄，最好是派曾希圣去，他比较鬼。”毛泽东说话时胳膊伸出去老远，又猛然回缩。大家会意，这是要让曾希圣再到苏联去搞点“情报”回来。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他也十分赏识曾希圣，他曾与朱德一起，给曾希圣发过一枚二级红星奖章。李约翰等：《和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9月21日晚，毛泽东收到曾希圣报告皖北灾民拥护治淮的情况，精神为之一振，他从田家英手中接过电报，又在上面给周恩来写了一段批示：“周：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第二天，周恩来将此电及毛泽东的批示转达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并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写了信，告知10月5日饶漱石、邓子恢来京时将作最后决定。他将毛泽东不误时机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说治淮秋汛一过就要动工，治水和打仗一样，不能错过时机，迟一步都不行，处处要配合天时和人力，行动要非常机灵。

　　在共和国治水工程中，周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方略具体化和做些发挥。到第57次政务会议时，他已经归纳了治淮的一系列原则，比如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一是要兼顾蓄水和泄水，二是要兼顾不同地区，三是要兼顾不同部门。这些原则不仅在治淮工程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也使其他经济建设项目有了依据，其影响十分深远。

　　1950年冬季，一边是紧张的抗美援朝，一边是抗灾治淮，两副重担同时落在年轻的共和国肩上。80万治淮大军投入工地，奋战80天，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蜿蜒盘踞在华东大地上。肆意横行的淮河终于套上了缰绳。

　　然而，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一些头脑发热的人们已经忘却了套着缰绳的淮河，以为那已经是条死老虎，周恩来原先制定的分工合作、集中领导的原则已被人放弃，治淮委员会也被撤销；周恩来倡导的蓄泄兼筹的原则，也被人否定，代之以一种叫“葡萄串”和“满天星”的“发明”，即在沟里一节节地拦水，在地面上一片片拦水。虽然这是群众的“小发明”，一经报刊的大力宣传，便成了全国性的时尚，没有人再讲排水了。

　　虽然周恩来受到反反冒进的打击，但对蓄泄兼筹的治淮有效原则，他不肯放弃，他在有关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打比方说：“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

　　正如水利专家林一山说的那样：每当全国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重大难题，周恩来都亲自出马，认真处理；凡是毛泽东交办的治水任务，周恩来更是抓得紧，抓得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