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得到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持久而深切的怀念？【3】

　　（二）“廉洁奉公，鞠躬尽瘁”。

　　周恩来是忠实、高效、廉洁的人民公仆，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勤政廉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是党内做工作最多的人，最忙的人。他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邓小平讲，周总理“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华侨称他为不知疲倦的“钢人”,外国人称他为“全天候”总理。他被看作新中国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代表。

　　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办事严谨周密，一丝不苟。带出了好的队伍，形成了好的作风。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他对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提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科学的工作制度，培养了一支对人民高度负责、具有严细精神的科技队伍。钱学森讲，由于总理的精心组织领导，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死人最少，花钱最少，发展很快，效果很好。创造了一流的工作业绩。从中可以体会到，胡锦涛同志要求党员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这不仅是个作风问题，也是提高执政能力、领导水平、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问题。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它是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是吃苦在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尊重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今天看来，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周总理终生保持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建国后，有人提出要修政府大厦，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指示，在我任总理期间，决不修政府大厦。”他反对各地建楼堂馆所，要求国务院要带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树一代共产党人的新风。困难时期，国务院开会，不上茶。在一个大盘子中放上一小包一小包的茶叶和烟，上面都标着价，谁用谁付钱。他个人生活非常俭朴。他所住西花厅的房屋，窗户列开大缝，冬天工作人员只好用报纸把窗户缝糊起来。地面潮湿，铺的是大块方砖。有关方面，几次要给他修房子，都被他拒绝了。有一次，趁他外出工作，把房子简单地维修了一下。他回京后，在全体国务委员会议上，做了多次严肃的自我批评，检讨自己没有把好关，承担了全部责任。后来部长们说，“总理，你别再检讨了，再检讨，我们都要落泪了。”总理说：“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副总理、部长们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其实，他的住房设施非常简单，办公室连个沙发也没有，还是他检查出癌症后，毛主席送给他一个特别的单人沙发。他的笔筒就是个普通玻璃杯。他日夜批阅文件，连个台灯也不让买，还是中南海的工人用铁棒、铁皮给他制作了一个。西花厅有养鱼池、水榭，但是，周总理生前没有让放过水，他说浪费。他之所以终生艰苦奋斗，是因为他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而是把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和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

　　周恩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身居高位从不谋私。平时外出，吃饭、洗衣、喝茶，都是自己付钱。乘车到医院看病、看望朋友，每次都要司机老杨记下公里数，自己交汽油费。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地方给中央送礼。1961年青海省委知道中央机关的生活很艰苦，就从青海湖打捞了2000多斤鳇鱼运到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知道后，要求退回去。但因为路途遥远，退回去，鱼会腐烂，他才同意作价，把款汇过去。为此事，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要各省、市以此为戒，不准再送东西给中央。凡是送给他个人的礼品，他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他认为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很深，民主传统十分缺乏的国度里，干部往往被看得特殊一点。请客送礼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

　　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利用权力为他们谋取任何私利。

　　他没有子女，但对自己的亲属、晚辈，不仅不用职权为他们谋取任何私利，而且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要求。他唯一的胞弟周同宇在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是政府工业部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后因胃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认为这样等于不工作，拿干薪，影响党的形象。为此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意见，让胞弟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他的侄子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当教员。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有关方面把周恩来的侄媳妇孙桂云从淮安调到了北京。周恩来知道了，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调到小城市？劝侄子侄媳带头响应国家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号召，后来一同调回淮安。周恩来的表兄万叙生写信请他为当临时工的表姪女安排个正式工作，周恩来回信说：“这是关系到遵守国家制度和服从国家需要的问题，我没有权力要求国家对自己的亲友给予特殊照顾。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国刚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的制度时，周恩来就让侄儿周荣庆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在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周恩来又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插队。 1970年12月，周秉建按正常手续应征入伍。总理对周秉建讲：女兵很难当，怎么就偏偏挑上了你？那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这样影响不好。“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不能搞！”后经部队批准，周秉建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当牧民去了。总理生前对亲属制定了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无工作者总理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准用招待券；不允许请客送礼；不允许动用公家汽车；凡个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艰苦朴素；不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他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能有任何特殊。五十年代，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个工作细则，提出警卫保总理的安全，医生保健康，秘书保工作 ，周恩来看后，又特别加上一条， “保政治影响”，即周总理、邓大姐和身边工作人员共同维护党的政治影响。在商品短缺年代，总理出差，规定身边工作人员不能在所住招待所买内部价的便宜东西，需要什么，到市场上去买。“文化大革命”中，总理知道身边工作人员也有人走后门，把孩子送到部队当了兵，很生气，都让他们给孩子办理了退伍手续，仍送回农村插队。

　　（三）“海纳百川，品德纯美”。

　　周恩来以人为本，坚持唯物史观，从内心深处尊重人，关心人，平等待人。他关心人们的政治权利、物质利益、精神需求等多方面的利益，只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宁愿牺牲个人的利益。他是富有人情味的共产主义者，有解放全人类的胸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求真务实的品格。他重义守信，待人以诚。他是把理性与情感、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得恰到好处的政治家。他立场坚定，原则性强，实事求是，在关系党和国家及人民的利益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退让；在该坚持的原则问题上，决不动摇。他坚持真理，但他又非常重感情，讲信义，通情达理，为人敦厚热情，品德纯美，产生了很强的亲和力、凝聚力。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上层下层，都有他许许多多的知心朋友。在人们心目中，他是领袖、伟人，又是良师、益友，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好公仆。

　　周恩来品德纯美，不仅表现在战斗、工作、社会生活、人际交往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姻，是思想和灵魂的结合，是共同信仰、共同理想的连结，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互敬互爱的夫妻情感人至深。

　　在艰难困苦、生死关头他们互相关心，互相支持。长征过草地时，周恩来患阿米巴肝脓疡，邓颖超三天三夜守在他身边。因无法消毒，只好用雪山上的冰块敷在肝区上部，以控制炎症的发展。三天后，周恩来排出半盆脓，才转危为安。周恩来清醒后没有两天，邓颖超因掉下沼泽后就发高烧。当时仅有一支退烧针了。邓大姐坚持把这支针留给周恩来，自己靠坚强的信念挺了过来。

　　在事业上，他们互相理解、互相鼓励，配合默契。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邓大姐出任政务委员职务，担任部长。周总理都没有同意。他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

　　实行薪金制时，有些人争级别，闹待遇。周恩来为在全党树立廉洁奉公，正确对待名权位的好风气，总是带头压低自己和邓大姐的工资、职务和待遇。定工资时，邓大姐被定为5级，周总理又给改为6级。1974年底，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提议让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总理不同意，就把这件事压下来了。周总理去世后，1976年12月，邓颖超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她的秘书赵炜问及是否知道当年毛主席的提议时？邓大姐说，早就知道此事，并且很平静地讲，“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那时不让我上是对的。”。

　　在生活上，他们互相关心，相濡以沫。周恩来日理万机，仍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邓颖超的健康。他有夜间办公的习惯，有时开会，凌晨三、四点钟才驱车回到家。为了不影响邓大姐休息，总是与工作人员蹑手蹑脚地从屋后的小道绕行。外交秘书陈浩亲切地称这条小路为“周恩来小道”。

　　有一次会见客人，按组织上安排，邓颖超与周恩来一起见客。平时是在楼上会见客人，秘书正要做准备，总理到了，吩咐说：“今天小超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小超上楼了。”事情虽小，但让人体会到关心之细微，爱情之深厚。

　　参加万隆会议时，周恩来在一个星期中只睡了l3个小时的觉，他怕邓颖超担心，回国前特别嘱咐秘书：“不要让小超操心，她身体不好，我睡得少，回去补上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有时到早上八九点了还没有睡觉，邓大姐怕干扰他的工作，又担心总理的健康，就写个纸条，让工作人员放在总理的办公桌上，提醒他“恩来，该休息了！”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热烈而经久不衰，老而弥坚。1969年，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越美战争仍在继续，美国飞机经常在上空轰炸，大家都为总理的安全担心。周总理安全返京，一进门，邓大姐就快步迎上去，说“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周总理把邓大姐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拥抱在一起，周总理深深地在邓大姐脸上吻了一下，那么自然，那么亲热，那么令人羡慕，那么令人感动。

　　他们的婚姻达到了“革命与生活的和谐”。1984年，84岁高龄的邓大姐在回忆她和周恩来几十年热烈、专一、美好的婚姻时说：当时“我们的思想受了国际、国内新思潮的影响，我们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这使我们的感情不只是个人的相爱，而是上升到为革命、为理想共同奋斗，这是我们能够相爱的最可靠的基础；而且，我们一直是坚持把革命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我们在革命的征途上是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不管遇到任 何艰难险阻，都是勇往直前地去奋斗，不计个人得失，不计流血牺牲，不计夫妇的分离”。婚后，他们把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让（简称“八互”）作为相伴终身的准则，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他们的爱情不断升华，成为人们心目中最成功、最忠诚、最美满、最幸福的革命伴侣和生活伴侣。如黑格尔所讲，“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它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垠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学习周恩来精神风范，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很有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