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得到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持久而深切的怀念？【2】

　　（二）学习周恩来精神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也不能一劳永逸。对于我们这样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来说，始终面临着正确对待权力，跳出历代统治者在掌权后，因腐化堕落而导致人亡政息周期率的考验。近20年来，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垮台。历史一再证明，任何政党，不管你曾经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多么大的贡献，不管你曾经得到人民多么真心的拥护，一旦腐败变质，就一定会被人民抛弃。我们研究执政规律，这是个最基本的规律，是一条铁律。社会转型期，往往是腐败的高发期，我国正处在这样的转型期。特别是在困难面前，在遇到危机时（包括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坚强的党性、优良的党风往往是团结凝聚党心民心，化危为机，共克时艰的强大精神力量。而腐败、公权私用，权贵经济往往是引发社会动乱的导火索。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党面临“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而且这些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向全党提出“两个都不是”“四个不等于”的警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要求全党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

　　周恩来精神是党的性质、宗旨、作风的集中体现，学习周恩来精神，对于落实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保持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有重要意义。

　　（三）学习研究弘扬周恩来精神是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领导干部的需要。

　　党和国家处于明显的代际继替时期，“文革”前大学毕业的同志，基本上退出了领导岗位。大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干部将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我国处在社会深刻转型时期，各项制度处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和全面开放条件下，新一代年轻干部手握重权，身挑重担，面临着各种诱惑和国内外复杂环境的考验。

　　如果不加强党性修养，缺少足够的“定力”，就容易成为腐败的“俘虏”。最近，中央特别强调选拔培养年轻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强调在认真抓好干部知识和能力培训的同时，要把“德”的培养锻炼放到更突出的位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党性锻炼。胡锦涛同志多次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了“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要求。周恩来是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人民公仆、党性修养的楷模、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在党的核心领导岗位上工作了整整半个世纪，他的成长史、奋斗史，是波澜壮阔的党史、国史的缩影，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伟大、忠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历程，揭示了他之所以成为杰出领袖、世界伟人、最得民心的共产党员的真谛。周恩来的生平事迹是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领导干部的鲜活教科书，周恩来精神是引导新一代德才兼备领导干部成长成才成事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学习周恩来精神对于我们党顺利实现代际继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有重要意义。

　　不仅领导干部要学习周恩来精神，普通党员、干部也要学，因为周恩来精神中体现的党魂、国魂、民族魂，是每个党员干部都应当继承发扬的。

　　我们也应该在青少年中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周恩来精神，使周恩来精神在青少年幼小的心灵中发芽、生根。

　　二、把握周恩来精神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近年来，对周恩来精神的研究不断深入，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概括，这些概括，从不同方面、不同视角阐释了周恩来精神。周恩来精神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包括周恩来的理想信念、思想品德、人格风范、精神境界等内容，也包括他的工作作风、态度、工作精神等内容，还包括他注重党性修养、自我完善等内容。“周恩来精神”的内涵虽然很丰富，但各方面的内容不是并列的，其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大家的共识 。胡锦涛号召全党学习周恩来的精神，他着重强调了六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

　　第二，周恩来同志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

　　第三，周恩来同志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

　　第四，周恩来同志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

　　第五，周恩来同志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

　　第六，周恩来同志始终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

　　根据锦涛所讲的上述内容，以及当前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我想，我们纪念周恩来，学习周恩来精神，需要学习的内容很多，当前特别需要学习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信念，矢志不渝。

　　确立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周恩来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是他的优良作风、高尚人格的内在根砥，即我们所说的“诚于中而形于外”，也是铸就他的“大功”的根基。周恩来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在党的核心领导岗位上长达半个世纪，不仅经历过极为艰险的革命斗争，也经历过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如：长征），无论面对多么复杂危险的局面（如：西安事变），无论个人受到多么大的委屈（如：文革），他对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对建设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他为什么能够做到确立信念，矢志不渝，终其一生？毛泽东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叫做共产党人的政治道德。在学习周恩来确立和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方面，我觉得有三条特别重要的启示：

　　第一，立志救国，心系人民，把个人志向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树立和坚持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基础。

　　我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探索和认识，在不断深化。也在不断剔除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些错误的认识和误解。比如：把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前苏联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述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纠正了一些不大科学的认识。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即我们从事的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事业，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的事业。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前途和最大多数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社会的进步，才有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崇高志向，是他探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源动力，也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以升官发财、争名夺利为生活乐趣的人，一个不关心人民疾苦，不热爱祖国的人，不可能有强烈、持久的追求真理的热情，更不可能把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终生的奋斗目标。作为执政党的党员干部，要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在今天，就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为最大多数人谋取做大利益、走共同富裕之路，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坚决反对腐败、反对形成特权阶层，反对权贵经济。

　　第二、理论清醒，行动才能坚定。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的理性认识基础上，才能经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

　　这是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念过程中的又一显著特点。他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经过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达“笃行”的过程。一个具有救国救民良好愿望的青年，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但并不一定能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它不会在人们头脑中自发地产生，必须通过自觉地刻苦学习和深刻领悟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它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代表学说的直接继续，只有具有广博的知识的人，才能真正牢固地掌握它，深刻地理解它。

　　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坚定不移。周恩来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渡日本，西赴欧洲，博览群书，攻读马列，对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推求比较”，并实地进行社会考察。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样确立的理想信念就不只是“三思而行”，而是“百思而定”的了，所以才经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今天，有些人思想混乱，其说理想信念动摇，倒不如说，他们的理想信念从来没有真正确立过。甚至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学习周恩来精神风范，对党员干部和青年，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如何树立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有重要启迪。

　　第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必须处理好伟大事业与个人功名地位的关系。周恩来从青少年时代就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上升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解放全人类的实践。他立大志，不存大己；重事业，不重个人权位；重名誉，不重个人名位。把个人的权位看成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实现“大志”的平台，而不是人生目标的本身。所以，在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为组长。周恩来从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自觉地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对确立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实际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起了特殊作用。长征中，张国焘以四方面军人多为筹码，要挟中央，说如不解决“组织问题”（给他更大的权力），就“无法顺利灭敌”。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为顾全大局，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议后，把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建国后，实行工资制时，有关部门提出了工资等级表，把总理与国家副主席放在一个等级栏内。传阅时，周恩来把“总理”勾下来，与副总理放入一个等级栏内。他从不宣传自己，也不希望别人宣扬他。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其中，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作出了特殊贡献。但是，周恩来从不以功臣自居。甚至还竭力抹掉由他首创或带有他个人印记的某些东西，把他的重要理论贡献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融入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中，在周恩来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这反映出他做大事 ，不争当大官，重事业，不追求个人名位的崇高境界。

　　周恩来始终把领导职务看作一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责任。他一生中为党为人民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承担过各种最复杂、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西安事变、劳山遇险、万隆会议-----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与死的考验，但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临危不惧，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忘我献身的精神。

　　这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使命感、责任感，还突出地表现在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上。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是我党历史上极端困难、十分艰险、濒于分裂的时期。周恩来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不顾个人的荣辱毁誉，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团结，两次挽救党于危局，使党渡过了难关。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性灾难中，他没有选择“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他身患癌症，去养病也未尝不可）；也没有选择“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而是毅然选择了坚守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忍不拔、顽强卓绝的斗争，尽其所能挽救危局。他抱着“下苦海”、“入地狱”，牺牲自己的决心，尽最大可能减少这场灾难对党和人民的打击，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垫了结束这场灾难的道路。表现出坚强的党性、忘我牺牲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李先念讲：“他是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叶剑英讲“最艰难处显奇才”。陈云讲：“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再次为人民立下了大功，也体现出他的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