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西安兵谏：“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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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兵谏之所以说不尽，一是题旨重大，用外国史学家的话讲，“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属于中国命运接续存亡的一个转捩点；二是涵盖复杂，涉及中华民族诸多阶层何去何从的前途和命运。正如毛泽东1937年所说的那样，没有西安兵谏及其和平解决，中国大地上“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由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抓蒋

　　西安兵谏第一个决定性的目标是抓蒋，抓住蒋介石，也就抓住了牛鼻子。而抓蒋念头的产生与形成，不可能凭空而降，而是有一个逐渐演进发展的过程。

　　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决心，早已形成。在漫长艰难的岁月里，以死抗争的共产党人面对强大凶恶的对手，只能采取反蒋的斗争方针。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天主教堂里秘密会谈之后，共产党采纳了张学良的建议，从“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这实质上是将逼蒋的重担移到了张学良的肩头。红军作为蒋介石“剿灭”的对象，要逼迫蒋介石抗日，在实际上是困难的。

　　自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说到做到，从南京到洛阳、自洛阳到西安，对蒋介石哭谏、苦谏，的确是做了一系列逼蒋的文章。怎奈蒋氏顽固不化，亲自赶赴西安，调兵遣将，进一步加紧了“剿共”的步伐，加紧了、强化了“剿共”机器的运转。蒋介石转身杀出的回马枪，反而将张学良逼到了无可转圜的田地。这个时候，张学良深感无奈而痛苦，但在心底尚未萌生兵谏的意念。

　　在蒋介石到了西安，张学良被逼得焦头烂额而无路可走之时，杨虎城向他郑重地提出了兵谏的建议。也就是说，是杨虎城破题之后，张学良才产生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念头。

　　蒋介石与张学良,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副总司令，二人称兄道弟，也正因为二人是这样的不寻常的密切关系，张学良才敢于把“逼蒋抗日”的担子一肩挑起。假如张学良在延安没有逼蒋的承诺，则不会有嗣后逼蒋而碰壁的极度苦恼，杨虎城之点火也就没有机缘。

　　从这个角度溯源推理，延安天主教堂“四九会谈”时化“反”为“逼”，也可以视作周恩来在张的心底于无形中埋下了抓蒋的第一粒火种。杨虎城是继周恩来之后的破题人、引爆者、火枪手。那时在西北，张学良的东北军近20万，最具实力，他们离乡背井，无家可归，是一堆积聚已久的干柴。而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首领，自然是兵谏能否付诸实施的最关键的人物。

　　西安兵谏如果缺少周恩来，则没有火种；缺少杨虎城，则无从起火、引爆；缺了张学良，则没有实力，无从实施，无法成势。这样看来，兵谏之形成，张、杨、周三人缺一不可。

　　另外，为最后消灭红军，蒋介石赶赴西安，也是兵谏得以发生的重要的客观条件。就心计手腕、政治权术而言，蒋介石在当时是个首屈一指的佼佼者（杨虎城对蒋之评价)。那时，西安特务多如牛毛，张、杨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蒋介石对整个西北的局势了然于胸，对西安火药桶似的形势也反复地揣度过、掂量过。他敢来西安督战，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来到西安后他不住城里，而住在城东35公里的骊山华清池，且又严加护卫，并将自己的专列置于眼皮之下，随时准备着逃出潼关。这一切都意味着蒋介石对西安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是有着充足而缜密的思想准备的。该做的文章，他自认为都做得天衣无缝。

　　即使如此，蒋介石仍然被抓、被扣，这愈益证明张、杨二位将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斗争艺术的高超与绝妙。二位将领抓住了老奸巨猾、诡计多端的蒋介石，紧紧地牵住了牛鼻子，这是西安兵谏取得成功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