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西安兵谏：“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3】

　　■送蒋

　　抓蒋，是三位一体的共识与合力；放蒋，属于和平解决的必然步骤，杨虎城心里虽持有异议，可他以大局为重，大体上也是认可的。而送蒋，则是张学良独自决定的。

　　张学良送蒋之动因大体可以归纳为五条：一是蒋介石答应了三位一体提出的六项条款，启动了和平解决的大门。二是苏联对兵谏持反对态度，中共也同意放蒋（张学良对中共态度的转变颇有微词，抱怨“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苏联与中共的这种态度，让张学良一下子感到抓蒋是太莽撞、太冒失了，放蒋不足以弥补此过，只有亲自送蒋回南京，方可弥补。三是阎锡山想在这场兵谏里做买卖，搞交易，提出将蒋送往太原由他来调停处理。四是蒋介石当面对张许愿，说是返回南京后，立即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派，并任命张学良为全国抗日之副总司令。五是端纳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竭力担保，返宁后务必让蒋介石兑现在西安所许下的诺言。

　　张学良是抓蒋第一人，放蒋是各方公议的，认可的，而送蒋则是张学良一个人断然决定的。张在口头上说他送蒋归宁是为了向蒋去讨债（讨还蒋在西安的许诺），而其心底很可能又埋伏着另外的未曾说出口的话：“解铃系铃，我一人承当，你们谁也别想‘火中取栗’，借这场兵谏给你们自己捞什么实惠与好处。”从张学良愤怒斥责阎锡山的声音里，明白人不难听出张学良极度愤慨的心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张学良决意送蒋，多少已有些赌气的成分了。

　　兵谏之事过去76年了，主要当事人俱已化作了尘土，关于张学良送蒋返宁之举，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呢？

　　一位学者在《民国春秋》1996年第4期上评价说，张学良送蒋返宁是明大义、识时务、舍小我、顾大局的明智之举。送蒋返宁及时消弭了西安兵谏后列强对华的种种企图，是实行中共倡导的和平解决西安兵谏方针结果的最佳选择，是平息南京政府内部矛盾、避免大规模内战的有效办法，也是张学良实践毕生奉行尊蒋信念的唯一选择。张学良以自我牺牲的代价实现了中华民族一致抗日的宏愿，不愧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这样评价，笔者以为是牵强附会的不经之谈。

　　张学良提出送蒋，周恩来与杨虎城是坚决反对的，张学良身边的心腹也全部表示反对。放蒋而不送蒋，三位一体可以团结更紧，合力争取蒋所许诺的六项条款，和平解决成果会更圆满，更显著。而送蒋，蒋介石翻脸食言，张学良被审被扣，最有实力的东北军失去了主心骨，少壮派与元老派在争取张学良返回西安的问题上内部分裂，导致自相残杀的“二二”内讧，导致三位一体迅速瓦解。倘无周恩来苦撑危局，力挽狂澜，和平解决时所谈成的条款几乎全部泡汤。由于送蒋，东北军分崩离析，西北军也难以立足于陕。更悲惨的后果是张、杨二位将军的遭遇：张学良被囚54载；杨虎城被囚12年后，全家四口惨遭杀害。

　　送蒋之举，只能证明张学良的幼稚、天真，所谓的豪侠、坦荡，也仅是东方“江湖义气”的基因潜伏于心底而已。张学良少年得志，本为性情中人，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一些问题比较简单，对中国官场的反复无常、阴毒险恶，缺乏深刻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执意送蒋只能是下策，是张学良在西安兵谏里的一大败笔。

　　周恩来一生，曾为张学良三次流泪。第一次是1936年12月25日16时许，周恩来闻讯赶到西安机场，飞机载着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已经升空，周恩来眼含泪水反复地叹息：“张汉卿，张汉卿……”第二次是1946年4月，国共两党在重庆和平谈判，周恩来再次提到被囚禁的张学良：“只可怜那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呀！……”当时周恩来眼里闪动着悲凉的泪花。第三次是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邀请在北京的当年参加兵谏的东北军、西北军人士，开招待会。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时任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给周恩来敬酒时，泣不成声。周恩来为人最重感情，想到张学良的遭际，不禁潸然泪下。邓颖超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恩来说：“我的眼泪代表中国人民，不是我个人的。25年来，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如果说张学良的送蒋是“明大义，识时务”之举，周恩来25年间三次流泪，该如何解释呢？

　　有人会提出，毛泽东1937年3月1日与史沫特莱谈话时还讲道：“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难道毛泽东也说得不对吗？

　　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张学良已被囚禁于溪口的雪窦山上，而周恩来正在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在这种形势下，从保安进入延安的毛泽东能挑破张学良的送蒋之举是“心血来潮”“忠君义气”吗？毛泽东这样讲，分明是为了进一步加重国共之间磋商第二次合作的政治砝码。张学良是个年轻有为的军事家，而毛泽东不单是军事家，更是个目光深远、历练成熟的政治家。为了对付老辣奸诈的蒋介石，毛泽东对张学良送蒋返宁之举只能是这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