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西安兵谏：“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4】

　　■张学良与鲁迅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故。11月1日，西安文教界在易俗社召开追悼会，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时任陕西省主席）送了挽联。

　　鲁迅比张学良年长20岁，一南一北，文武隔山，两人又从未谋面，他们的关系从何谈起呢？1941年10月27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读何凝编的《鲁迅杂感选集》，感觉有些生气，同时感觉着鲁迅死得太可惜了！可是他的文字，活气生生的，活跃于纸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震荡你的神经；我从来不惧怕什么的，可是在鲁迅文字之前，我有点发抖了，一方面是惭愧，一方面是热血沸升，好像鲁迅枯脸，显于我的面前。”

　　1942年5月23日，张学良在读书笔记中写下了《鲁迅的伟大》，中间说道：“鲁迅他不怕一切，大声疾呼，敢说敢写，是为了什末（么）？……他是为了想救中国大众人们‘出水火，登衽席’。”7月28日，张学良还托人买到一部旧的《鲁迅全集》。在张学良看来，鲁迅的文字刺痛了他。8月27日，张学良在读书笔记中写道：“鲁迅先生的文章刺了我的伤痕，刺了我的隐疾——我是烦恶他这些文章。可是我接受了他以后，感觉上有些不同了，好像我吸收了‘维他命’一样。”

　　天不怕地不怕的张学良，一生最壮丽的事业就是西安兵谏，直到去世之前，他对自己发动的兵谏也了无悔意，可为什么在被囚禁的第五、第六年里（当时被囚于贵州的黔灵山与开阳刘育乡），却在鲁迅的文字面前“热血沸升”之际，感到“惭愧”呢？晚年的张学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就毁在“轻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轻信蒋介石的诺言，或者多听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话，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再往前说，九一八事变我也轻信了老蒋，刀枪入库，不加抵抗，结果成为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1933年3月，老蒋敌不过国人对他失去国土的追究，诱使我独自承担责任，结果我又轻信了他，下野出国。他算是抓住我这个弱点了，结果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

　　人生最难的是认识自己。张学良在后半生里，从自己身上找到的最大弱点就是“轻信”。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不听杨虎城与周恩来的苦苦规劝而送蒋回宁，铸成大错。对这一大错，张学良分明是在阅读鲁迅作品时才开始觉悟、有所反省的。

　　张学良在蒋介石面前的确是“诚实、忠厚”的，而鲁迅早就认为忠厚是无用的别名。鲁迅在弥留之际，留下了遗嘱，其第六条为“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而张学良在毁誉攸关的国家大事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听信蒋介石的许诺，把蒋氏的谎言当成圣旨，将鳄鱼的眼泪当成珍珠，结果将自己弄得“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蒋介石活了88岁，对蒋有过大恩的“兄弟”在蒋氏父子手底下被囚禁了54年。这就是忠厚与轻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所结下的硕大苦果。

　　张学良读鲁迅的作品时感到“刺了我的伤痕，刺了我的隐疾”，笔者觉得只有从这里可以破解一个民族英雄深感“惭愧”的谜底。

　　张学良所读的《鲁迅杂感选集》的编者是何凝，何凝是瞿秋白的笔名，而瞿秋白，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陈独秀，声称他对鲁迅是“五体投地地佩服”，鲁迅则称赞另一位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的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毛泽东一生最推崇的文学家是鲁迅，对鲁迅评价最高，最为确切也最为中肯。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脊梁骨里的精髓。史实正如张学良在日记里所表示的那样，一切“为了想救中国大众人们‘出水火，登衽席’”的革命者，不管天南地北，彼此的心是相通的。转而言之，任何麻木的奴才、贪婪的官僚、嗜血的屠夫、无行的文人，在鲁迅的文字面前是不可能“发抖”的。

　　前边说过，1936年11月1日，西安文教界在易俗社召开鲁迅追悼会，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送了挽联。西安的剧社非止一家，为什么要在易俗社这么个不甚排场的剧社里召开追悼会呢？因为鲁迅1924年来西北大学讲学时，曾经六次前往易俗社欣赏过秦腔，并题写“古调独弹”的匾额相赠。西安兵谏行将发生的夜里，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在这个剧场里用演出“招待”过蒋介石带过来的14名军政大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