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如何评价周恩来？使用妙招在上海绝密策反【2】

　　陈独秀和周恩来都清楚，到1926年底，党员已由同年7月第三次中央扩大会议时的约1.2万人增加到1.85万多人。党员中，工人占大多数，约60％；农民占11.75％；知识分子及其他成分占27.35％。其中，妇女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1／10。党的组织遍及全国绝大部分省区，但是仍远远不能适应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陈独秀感叹：如果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

　　他问周恩来：“黄埔军校现在到底有多少党员？”

　　周恩来对数字有一种天生的强识：“因为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员大都退出了国民党，也离开了黄埔。据我的估算，黄埔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2000人，包括一部分共青团员。北伐开始之后，党派到黄埔军校学习的人就少了。”

　　陈独秀点头：“是的。我要求这些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运农运工作前去。”

　　“湖南、湖北和江西的许多工人农民从败散的敌军手中夺得了不少枪支弹药，迫切要求用来武装自己。我熟悉的一些国民革命军军官，他们也想邀请共产党派人去帮助工作。”

　　“不可。”陈独秀打断周恩来的话，态度坚决地说，“我提醒你注意的正是这一点。党中央要求在国民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陈独秀说完一段话，低首垂目，默然无语，浑身透射出一种决绝冷凝的森然之气。稍息一下，陈独秀像是向全党作指示一般：“我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

　　周恩来似有不解，又不好问。

　　但他知道陈独秀的理论根据，那就是：中国革命最好前途的实现，就是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的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取政权的事情，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事——这在9月陈独秀发表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已说得明明白白了。

　　这是陈独秀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失策。

　　悲剧的导火索已在吱吱地冒烟了。

　　周恩来在组织部工作的时间很短。过了两个来月，他又被调去负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军事工作。

　　起义不仅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也是为迎接北伐军入沪的。工人的鲜血织就了红地毯，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踏上了欢呼的上海滩，而一夜之间，这里又成了屠杀场！

　　阴谋揣在心中，虽说只隔着一层肚囊皮，可谁人能看透？！——此之谓包藏祸心。而从微笑到狰狞，只需一眨眼。悲剧不正是这样酿成的么？！

　　周恩来的办公地点选在法租界内的霞飞路25号。

　　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26年10月，周恩来那时还在广东，没有参加。第二次是1927年2月，周恩来没有参与这次起义的领导工作，临时被派去指挥南市区的行动。到那里后，没有见到群众，只找到几个负责人。整个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在南市区没有能行动起来。眼下（1927年3月）正在积极筹措的是第三次武装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