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争与暗斗 揭秘周恩来鲜为人知的秘战艺术【13】

体制转轨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的城市政策是全盘接管。旧政权的公务人员包括警察都接下来，维持机构运转。对那些危险的国民党军警宪特，登记备案。

共产党的情报保卫组织，也从党的方式转为政权方式。中央社会部解散，分设公安部和情报总署。

这样，中国很快就建立起符合现代政治惯例的密战体制，保证利器不失手。

体制改变，方针明确。1950年全国情报工作会议总结革命经验，提出三条原则：不搞手枪暗杀、金钱收买、美色诱惑。

继承发扬做干净活儿的传统，又提前预防国家恐怖主义。中国在世界大国中，第一个提出反对恐怖主义的原则，新中国的情报工作一开步就走上正轨。

反恐斗争

新政权刚刚建立，又遇到大范围破坏活动。战后残留的散兵、土匪，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特务，纷纷起事，大有呼应朝鲜战争之势。各地社会秩序不稳，老百姓出现恐慌情绪。

北京，外国特务企图炮打天安门；上海，国民党特务企图刺杀陈毅；广州，国民党特务企图刺杀叶剑英。

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开展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很快稳定了全国局势。

国民党发动暗战，台湾特务大搞爆炸破坏。利用港粤通行自由，偷运炸弹潜入大陆，最多的一天有12起！

公安系统大力开展反爆破斗争，成功做到：炸弹不进广州，不过韶关。

反恐怖斗争，从20世纪50年代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解放前，是共产党搞武工队破坏敌人；解放后，是敌人搞阴谋破坏。面对新敌情，新中国的公安部门学会了新的战法，积累了反恐的宝贵经验。

综合治理

明暗易位也有规律，敌特在暗处，潜藏的位置多为社会管理的死角。社会管理，那是共产党的传统特长，抗战时期，延安市公安局就大搞综合治理，实行了社会的高度组织化。

国家公安部制定《社会治安管理条例》，城市基层普遍建立居民委员会，谁家来了个客人警察都知道，国民党特务无处藏身。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使共产党独创了许多管理经验。

“司法调解”创自陕甘宁边区，推广到各地，化解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减少了司法成本，得到国际司法界的重视。

人性化管理，获得了改造俘虏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地改造了大批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包括前清皇帝溥仪。“公安部改造了一个皇帝，调查部争取了一个总统。”外交、统战、情报，各系统密切配合，将触角伸向境外，安全地接回李宗仁。

走出国门

新中国成立后，情报工作的重点转向国外。抗日战争期间打下的基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结交的朋友，帮助新中国保证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安全。

公安保卫工作效率很高，保卫与情报配合，国内与国外协作。毛泽东访苏、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刘少奇访问东南亚，都粉碎了国民党特务的暗害阴谋。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多个行业，在国际上都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全面落后，唯有军事处于第一方阵。反侵略的抗日战争、规模最大的国内解放战争、对抗超级大军出境作战的朝鲜战争，辉煌的战绩证明了中国军队的实力。

军事优胜的原因何在？统帅毛泽东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是领军，“知彼”是搞情报，这说明：秘密战是公开战的重要辅助方式，密战艺术也是中华文化的“武林秘籍”！

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各种竞争格外激烈，传统学术已经不足以概括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于是，人们在商业、军事、政治斗争之上，提出了文化竞争的概念，美国称之为“巧实力”。

其实，富于文化传统的中国，最擅长“巧实力”。《孙子兵法》是全世界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其《用间》篇是最早的间谍专业论文。从1927年到1976年的近50年间，周恩来始终是党和政府中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人，为中国密战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确立了优良的文化基因。

创新时代，最高级的创新是“标准创新”、“规则创新”。周恩来的密战艺术，提供了创新的标准和规则。

一、两手并用——清醒的辅助斗争方式。

确定系统地位，全局工作的辅助部分，防止神秘化、独立化倾向；确立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政治原则，符合现代政治制度，防止专断胡来。

二、广交朋友——干净的信息收集方式。

信息公开化，方式合法化，身份社会化，占领道德高地，进入现代公关，营造和谐社会。

三、调查研究——科学的情报分析方式。

从书报研究、社会调查，发展到专业机构基础研究。多种渠道，多方信息，互相印证，克服误判。

四、抢占先机——巧妙的决策运用方式。

日常工作为应急处理准备预案，情报运用为战略变动准备方案，确保赢得战略先机。

21世纪的竞争，既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较量，更有文化特色的较量。周恩来的密战艺术，正是中国隐蔽战线的文化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