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周总理生前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问题的教诲,尤其是想到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和十年动乱期间,他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地领导和主持制定了粮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使我们两次顺利地渡过了困难,走向胜利的情景,使人难以平静。总理对粮食工作的关怀、指导和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我们终身难忘。
周恩来十分重视农业、农民问题,重视对农村工作的指导。他常常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出发,从经济建设大政方针和政策目标高度审视和研究农业问题。
一 四年调整时期(1961年至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重大转折。周恩来在这关系我国国民经济盛衰的关键时刻,同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永铭人心的卓越贡献,为国民经济经过“大跃进”的挫折而恢复发展,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我从40年代延安时期,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文革”时期,有机会多次直接和恩来同志接触,得到他的教诲,有些事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一 周恩来同志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杰出人物,参加和领导了党的历史上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经验丰富,才识过人,功业卓著。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其睿智和机敏的判断力开始论及环境问题,并在彼此的通信中交换有关环境和生态问题的看法。马克思高度赞扬18世纪唯物主义者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合理思想,而且从哲学高度强调了人类生命活动、生产实践对环境的直接依赖、强调了人对自然环境积极能动的改造作用,甚至把自然界形象地比喻成人的无机身体。
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天,从不问自己家庭收支情况的周恩来突然要身边工作人员杨金铭到他那里细报一下他家近两个月的收支情况。杨金铭一时很紧张:难道什么地方出差错了?他随即拿上那本记录周恩来家庭收支的笔记本,还招呼上平常用钱的成元功、高振普等一起赶到周恩来那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再加上人口总量不大,当时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还仅限于以搞好生产和生活环境、改善城乡卫生面貌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生产规模有限,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从全国的总体情况来看,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局部性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此时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问题还未提出,因而更谈不上制定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了。
周恩来也很高兴,他站了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只是不拿酒杯。像以往一样,他不谈南昌起义,更不谈自己在其中的功绩,要谈就是谈失败的教训。
《党史文苑》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48年前的1月,来自江西九江的植棉能手高冬梅赴北京参加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其间,她不仅受邀参加周恩来总理召集的小型座谈会,而且在闭幕大会上被周总理点名称赞。
“推背图”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宣扬谶纬迷信的书。明初刘伯温推出的“推背图”,像诗一样,每句都似隐含一件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事情没有发生时谁也摸不清它的含意,但事情一旦发生,人们才“恍然大悟”,惊叹刘伯温的神算,实际上不过是后人根据已发生之事牵强附会,来印证“推背图”预言的“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