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国宝现身香港，周恩来指示立刻回购宝帖

1951年10月26日，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当天需要处理的公文。众多文件中，有一封由政务院转呈而来的信函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

这封信是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从香港发来的。他在信件中提到，两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正被抵押在香港，即将于一个月后到期。郑振铎请求国家能够出面，想办法赎回文物。

这两件文物，一件是《中秋帖》，另一件则是东晋书法家王珣创作的《伯远帖》。

《中秋帖》全长27厘米，横11.9厘米，共3行。除了仅有22字的书法字迹，《中秋帖》全卷其余部分均为后人收藏时所做的题跋。

中秋帖

《伯远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珣写给亲友的一封信札。原帖只有5行，一共47个字。《伯远帖》全卷的其余部分则为后世装裱时的题跋。

伯远帖

清朝乾隆皇帝尤为喜爱这两件书法作品。乾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46年，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被特意珍藏在紫禁城养心殿的西暖阁内。然而，宝帖却在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在位时，散佚出了紫禁城。

一直以来，周总理对于文物工作特别支持、关注。他十分清楚，文物的流失会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的破坏。

1950年7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出台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法令明确了严格的文物出口限制，改变了中国文物被掠夺、被破坏的历史。

郑源

郑振铎之孙

可以说是偶然碰到的一件事情。这时候正好，我爷爷就是率一个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知道这件事情也很着急，就在香港的时候马上就给国内打了一个报告。

得知两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正在香港的消息后，周总理马上吩咐秘书了解具体情况。而最清楚其中原委的人莫过于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马衡很快将两幅宝帖的情况整理成文，详细叙述了散佚的经过，并立刻呈报给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很快就做出了具体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唯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

收到批示后，马衡立刻着手准备回购宝帖。他要找到能够协助他的文物专家，可谁才能胜任这个任务呢？

一个人选浮现在马衡脑海之中，他就是徐森玉。

这一年，徐森玉已经70岁高龄了。他收到马衡的消息后，当即决定陪同马衡一起南下。

柳向春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当时定的方案，马衡他们化装成商人，偷渡去香港。但马衡、徐森玉都去了澳门试了一次，发现危险性太高。

危急关头，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有一个人能够承担起在香港鉴别宝帖真伪的任务。这个人就是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

庄世平

香港银行家

专家一个字一个字地、一段一段地鉴定，一整个卷鉴定。整个卷几十个字，不多，裱在卷内。字卷鉴定好了，卷是真的，纸是真的，图章也是真的。

在庄世平的协助之下，两份书法宝帖鉴定完成，真迹得到确认。之后，周恩来总理从有限的外汇中挤出了50万元港币的收购款项，要求立刻回购两幅宝帖。

1951年11月26日，《中秋帖》和《伯远帖》被顺利回购，保存在香港的中国银行库中。两天之后的傍晚，文物收藏家徐伯郊带着两幅宝帖顺利回到了广州。这意味着两幅国宝级的书法帖终于回到了祖国。

从1951年10月5日，郑振铎在香港得知《中秋》《伯远》二帖的消息，到最终马衡等人顺利将两帖带回北京，仅仅历时不到2个月。

回购《中秋帖》和《伯远帖》是一个偶然事件，然而，正是这个偶然事件为中国抢救流散文物的计划做出了巨大贡献。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回归祖国，悄然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抢救流散国宝的序幕。

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程沛

本文作者：CCTV国家记忆

题图来源：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