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如何要求秘书：外出工作不准带嘴巴【2】

二

总理办公室的秘书们跟随周恩来的时间短的有几年，长的达20余年。回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那些日日夜夜，尽管紧张劳累，但他们都认为那是一生中最幸福、最舒畅的阶段，令他们终身铭记。

周恩来在工作上对秘书们要求相当严格，但却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家长作风。他总是让秘书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使秘书们有主人翁的感觉。他在办公时，秘书有事找他可以推门就进，他平时有事也不避讳秘书，但如有类似中央高层的人事关系之类的问题时，就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原则，在公布之前，秘书是要回避的。

开会的时候，不管是谁发言，不管有多啰嗦，周恩来总是耐心地让人把话讲完。对每一个新来的秘书，他总是热情地与之握手，真诚地关问对方的情况，使人感到亲切和温暖。

秘书陈浩回忆说：周总理对身边所有秘书都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从不把我们分什么大秘书、小秘书。每个秘书都可与他直接联系，交换意见。在工作上，总理对我们严格要求，启发我们遇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同时还鼓励我们大胆提意见和建议。他平时向我们交待任务，都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告诉我们完成任务的方法和注意事项，遇到困难如何克服。总理去开会，只要工作需要，他总要让秘书们列席，这样可以熟悉他的思想、工作作风，了解更多的工作情况，便于协助工作，也是为了让秘书们更快地成长。总理办公室最多时有20来人，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这里讲一件小事。总理有事叫秘书时，为了让秘书们少跑腿，给办公室的每个组设计安装了一个电铃。总理找哪个组的人，就按哪个组键，那个组的电铃就响了。我们跑腿少了，可总理那里操作就复杂了，太费神了。从这一点，可见总理为别人想得多周到。

1964年10月，秘书郑淑云去山西农村搞社教，周恩来在她的笔记本上亲笔写下赠言：“深入基层，参加劳动，访贫问疾，扎根串连。摸清情况，提高认识，坚持原则，解决问题。锻炼党性，增强体质；不急不怠，有始有终。”其对秘书的关怀之情跃然纸上。

秘书杨纯也说：周总理很体谅我们。我们要是有不同意见，去他面前说，他都能理解；在办公室里，我们有时说话随便，说错了，他也能谅解，从来不抓辫子。他对我们的关心不光是在工作上，在生活上也是如此。有这样一件事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那是1957年5月，当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洛希罗夫来华访问。为安排伏在杭州的访问，总理带领我们提前一天到达杭州。在各方面工作都落实之后，总理提议到街上去转转。那天一大早，总理戴上口罩就带我们出去了。在走到一个寺院前时，总理笑着对我说：“寺里有占卦的，你也去占一卦试试。”那寺院刚刚开门，尚无香客，我进去之后，在征得一位住持的同意之后，便拿起签筒用力摇了起来，并很快摇出了一支签……而住持给的释文，如天书一般让人看了似懂非懂。出来之后，总理笑吟吟地问我：“怎么样？”我便将释文纸拿给总理看。总理一看，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坏了，下下签，最不好的卦。”当时，我们对这件事就像玩笑一样，谁也没有当回事。可谁知两个月以后，在纺织工业部工作的我的爱人便无端地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并发配到外地劳动改造。事后，我曾多次向总理提出自己作为“右属”，在他身边工作是不是已经不合适了。总理听后总是安慰我说：“你要好好工作，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他还经常关心我爱人的情况。还有一次，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成立了一个互助会，每人每月交1元钱作为基金。谁家里一时有了困难，就可以去借钱。周总理得知后，也交了12元表示要入会。平时，他还经常拿出钱和衣物，救济有困难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平时对身边的人员总是循循善诱，和蔼可亲，可批评起人来也很严厉。但是，要是批评错了，他一定会重新解释，并安慰一番。他常说：“发脾气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发现做了错事，应当先采取补救措施，减少可能的损失，然后总结经验，经一事可以长一智嘛!”秘书王伏林后来感慨道：“人受批评，心里当然不会好受，可是我们受到周总理的批评，心理上反而有一种舒畅的感觉。那时，我们办公室的同志，无论谁在工作上出了差错，一般都会在全体会上加以研究，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在研讨中，从未有过乱上纲上线、戴帽子、打棍子的现象，使人感觉气氛亲切，心情舒畅，有所获益。这一点，对我一生的工作，有极为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