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感天动地的崇高风范【5】

　　周恩来严格要求其他亲属的许多故事也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在绍兴的亲戚故旧中，不断有人上京拜访或写信给周恩来，要求予以照顾或安排工作。这使周恩来感到，需要制定一个让亲友人人皆知的准则，作为处理他和亲戚的规范。1956年，周恩来专门印了《告亲戚朋友书》，即10条家规。具体内容为：（一）晚辈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专程去看望他。（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费，没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费。（四）看电影（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准用招待券。（五）不准请客送礼。（六）不准动用公家车子。（七）个人生活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第二年，正好表弟王贶甫又赴京开会，周恩来将印好的《告亲戚朋友书》交给王贶甫说：“这是我的十条家规，你拿去看看，你要教育子女。我这么多亲戚，为啥同你们王家来往较多，因为我佩服子余先生，他比较开明。”并当面告诫王贶甫：不要宣扬宗族关系，也不要靠他沾光，而要各自去当地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亲侄女周秉德曾跟随伯父伯母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周恩来没有子女，所以待周秉德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在工作安排上，周恩来一直要求周秉德响应国家的号召，到最艰苦、最边远、最基层的地方去接受锻炼，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普通劳动者。周秉德参加工作后不久，就从基层农村小学被调动到区委机关工作。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追问周秉德：是不是因为人家知道你和我的关系，照顾你到城里的？当周恩来了解到确实是由于区委工作需要才抽调周秉德之后，才肯作罢，同时告诫周秉德，“还是要多在基层工作锻炼才好”。

　　1968年，周恩来的侄儿和侄女先后到延安和内蒙古插队劳动。由于他们表现好，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了。当他的侄女穿着新军装，高兴地回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时，他一见面就问道：“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儿也不能搞。”经过耐心动员，他终于让侄女脱下了军装，重新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侄儿也听伯父伯母的话，痛快地办了离队手续，重回延安插队劳动。

　　周恩来在京的亲属不少，每年，他总要召集这些在京的亲属开一次会。开会不谈别的，汇报一下一年来的思想，再一个个检查一下，有没有借用他的名义搞什么名堂。来的这些亲属，既不管饭，也不管烟，只管茶水一杯。开完会了，都自己回家。他有个侄子，钢院毕业，留在钢院工作。在老家找了个对象。结婚时，周恩来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只能要两个孩子，多一个不行，少一个行。”当时还没有计划生育标准，但周恩来却早已考虑到了，而且首先要求在自己亲属身上实现。后来，他侄媳妇调到钢院，他们俩一起来看周恩来。周恩来得知侄媳妇进京了，就问道：“为什么不能调回去呢？还有这么多人调不进来，你为什么一定要调进来？”结果，他硬是把侄子和侄媳妇一块儿调回了老家。

　　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很高、很严，决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外出开会或工作，只准带耳朵、眼睛，不准带嘴巴，也就是不准随便发表意见，以免人们误以为是他的指示精神。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是谁管的事，就该谁知道；不该知道的事，决不去打听。工作人员出差，不许购买内部供应的优惠廉价商品，不许收受礼物。

　　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秘书的赵茂峰说，总理和秘书的关系，可以用十二个字概括：（一）信任。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由组织部门挑选忠实、可靠的人选，经审查后，把该人的情况报告总理，总理同意后才调入。按分工该你办的事，就交你去办。（二）尊重。总理对秘书是同志关系，是平等关系，他认为只是工作分工不同，没有我是首长，你是服务人员，我是领导，你是工作人员之分。（三）培养、锻炼。工作上让你在实践中锻炼，在学习中提高。平时他很关心秘书们的学习，尤其关心年轻秘书的学习，包括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四）关怀爱护。总理对每一位秘书都非常关心，关怀秘书的政治进步，家庭经济情况。关怀秘书的子女。他自己没有孩子，他关怀每一个孩子，因为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的栋梁。

　　赵茂峰介绍，总理对秘书提出过一些要求，大致是：（一）国内外发生的大事，要立即报告，不管他是在休息，还是在吃饭、在卫生间，都要去报告。（二）毛主席找他时，要立即报告。（三）报告要准确。报告情况和问题要非常准确，不允许有大概、可能之类情况，如你报告得不十分肯定，就让你弄清后再报告。（四）传达他的指示要准确。他有指示要记清、记准，听不清的，再问，直至清楚为止。传达他的指示，他怎么说就怎么传达，不能加任何个人理解和意见。（五）报告要及时，不许延误时间，报告简明扼要，一句话能说明的，不说两句。（六）办完事后要报告结果。他交办的事或有重大事情，办完后要再向他报告。（七）在工作中他欢迎提出意见和建议，不提意见有时还问你的意见，提的意见错了也没有关系。（八）严格保密。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打听，不要问，不让说的事情不要对另外人说。（九）要听党的话，对党忠诚老实。（十）工作要认真细致；做到准、勤、严。准，就是听准、报告准、传达准；勤，就是脑勤，勤于动脑，手勤，勤于动手，腿勤，勤于跑腿；严，就是工作严谨，严格保密，严守纪律。（十一）作风要正派。（十二）要经得住批评。批评缺点错误，是爱护，也是对人民高度负责。总理批评过后，该交办的事情，仍然交你去做。（十三）要有好的身体。总理工作时间长，没有节假日，平时工作每天16个小时左右，都是凌晨两三点才休息，有时通宵达旦地工作，秘书要等到总理休息后，把总理批阅的文件整理、处理完毕，才能休息，没有好的身体是顶不住的。

　　总理办公室机要秘书刘震海回忆：在日常工作中，总理要求秘书必须做到六点：一是准确。办事处理问题，必须认真，精益求精，上情下达，绝对不能走样，时间、地点、人名不能搞错。在总理的要求和影响下，我们写一个通知总理临时开会的便笺，也要一笔一画，校对准确才能呈上。二是及时。总理日理万机，都是有关党和国家的大事，必须增强时间观念，时间就是效益，就是命令，就是胜利。总理阅批电报，要求收到时间、抄出时间、送阅时间，必须清楚。遇有紧急情况，必须随时报告，以掌握最新情况，抓住有利时机处理问题。三是扼要。总理要求秘书写文字材料或口头报告，必须做到简明扼要，要突出重点内容，讲明主要情况，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切忌文字冗长，讲话漫无边际。四是保密。在总理身边工作无小事，增强保密观念极为重要。总理要求秘书和所有工作人员，要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做到守口如瓶，外出不能随便接触生人，不能对外人说的话，绝对不能说，包括爱人和亲属朋友。不能公开的事，绝对不能外传，严禁犯自由主义。五是建议。在工作中，总理要求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创造性地工作。总理在交办事情时，鼓励秘书多动脑筋，勤于思考，多想问题，多提建议。六是回报。凡总理交办的事情，必须按时回报情况和处理结果。处理每件事和解决每个问题，都要做到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总之总理交办的所有事情，都要做到及时、准确、扼要、保密，有情况，有分析，有解决问题的意见，有处理问题的结果，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报。

　　周恩来办事极为严谨。凡是他批阅过的文件、电报都留有他的笔迹，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也从不放过。审批上报毛主席、党中央的文件，他不仅要特别用心推敲、修改，而且还要把文件中的主件、附件、表报，按照阅读顺序排列好，编上号码，然后再发出。如果是绝密文件，他要亲自装订、封口，写上传阅人的姓名，在信封的右边加注文件标题，左边签上周恩来的名字，然后交工作人员登记发出。对发出的紧急电报、文件，必须回报发出的时间。

　　周恩来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他的客人很多，有来西花厅拜访的、谈话的，还有来请示工作的。每当快要吃饭时，他总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不大吃大喝。1952年初夏，他邀请冰心夫妇俩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汤，而唯一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冰心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把我们当作外人。”

　　周恩来从不收受馈赠礼物。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到外地出差，总要告诫随行人员，不要在地方上买东西。他说，现在都是凭票供应，你们买了人家的东西，人家就没有了。对地方上送给他的东西，凡是能退回去的一律退回，不能退回的，照价付款。外宾送的礼物，如果是不能保存的食品，他总是分给工作人员，其他礼品一律登记送交机关事务管理局保管。1961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橘子。他问清值25元钱后，让寄去50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总理卫士长成元功说：有一次，总理去杭州参加中央会议，临离开的前一天，杭州市交际处的同志提了一筐菜让我们给带上。我们说：这可不行，总理对此有严格规定，不能收。他们说：这是替你们买的呀，有发票，你们给钱不就成了。我们说，那也不行，总理不会答应的。第二天登机，我们发现机上放了两筐菜，就找到送行的交际处的同志问怎么回事。他们说：这不是给总理的，是叫你们带到北京给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发票到时候付钱就好了。于是两筐菜就带回北京送到了供应处。供应处给每个首长家分了一份，都是收钱的。工作人员领回来，炊事员给做了，吃饭时总理看到了非常生气，他饭也不吃了，说：“把成元功给我叫来！”问我这菜是哪儿来的，是不是从杭州给带回来的。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总理说了。总理说：我和你们讲了多少次了，不许往回带东西，为什么就是不听？我回答说：这不是专带给我们的，是带给中央首长的，供应处付了钱，我们分到一份也是付了钱的。总理一听更火了，说：“付了钱也不行！我问你：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这样的菜？”我说：“当然吃不到。”“我能吃得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以后你们都要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边人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这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