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感天动地的崇高风范【2】

　　尼克松说：周恩来是我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他回忆道：

　　周恩来既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君子，又是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还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和事佬”。一个能力和智慧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以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终。但是周恩来能担当任何一个角色，或者把所有各种角色同时担当起来而不给人以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形象。对他来说，扮演这些角色并不是玩世不恭地伺机换上假面具的投机取巧，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思想深邃精明的人不同侧面的表现。而这些侧面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的政治生涯如此漫长和政治经验如此丰富多彩的原因。

　　“恩来”译过来是“恩赐来临”的意思。这是一个简明地刻画出他的形象和性格的名字。周恩来没有架子，但却很沉着坚强。他通过他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忠实地保持着在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周恩来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沉着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

　　在正式会议上，他那轮廓鲜明的面貌一直异常安详。周恩来一面倾听着我发言，稍稍把头偏向一边，一面直接盯着我的眼睛。基辛格有一次把周恩来比作一条静静地待着、摆好姿态、伺机跃过来的眼镜蛇。有句过去常用来形容19世纪爱尔兰伟大的爱国者查理士·帕尔内的成语，对周恩来也是非常适用的：他是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

　　我们的谈话从政治谈到历史、谈到哲学。所有这些，在谈论中周恩来始终都是游刃有余的。周恩来是一位学者转变成的造反者，他从未失去学者心灵的敏锐和思想的深度。

　　周恩来虽然是一位献身的革命家，但是看上去他和古老北京灿烂辉煌的皇宫并没有不协调的地方，他以皇朝时代的圣人所具有的那种沉静与优雅风度往来其间。没有一个人在这种环境里看到他之后会想到，他是这一场运动的领袖，其公开使命竟是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变人性。这里的装饰令人诧异地表现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重。宫殿是由名贵的中国风景画和古代金、银、玉制的手工艺品装饰起来的。这里看不到北京街头宣传牌上那种声嘶力竭的难听的标语的痕迹。

　　艺术和装饰巧妙精微，同周恩来的性格和处理国务的巧妙精微很相称。周恩来所具有的这种精微之处，大大超过了我所认识的其他世界领袖，这也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性。这是由于中国文明多少世纪的发展和精炼造成的。这种精微之处也出现在和他的谈话中。周恩来细致地区分话语中隐晦的含义和字句的细微差别；在谈判中也可以看出，他迂回地绕过可能引起争论的地方。在外交上，他有时会通过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琐事来传达重要的信息。

　　周恩来还有一种既注意细节又避免陷入烦琐的罕见才能。就周而言，“伟大是注意小节的积累”这句箴言似乎确实有几分道理。然而，即使他事必躬亲，却从来都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

　　周恩来还有着中国人另一种明显的品质，即坚定不移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是中国人在他们的本土上由于享有数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获得的。

　　中国可以把周恩来作为保住党和国家统一的伟大的调和者来追忆，而世界则将清楚地记得他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谈判中他表现出本能的敏捷，对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了如指掌，并且有热烈的思想信仰带来的一种道德信念；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对外国的深入了解，长期的历史洞察力以及个人的丰富经验，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

　　他的精力是非凡的。我注意到，在我们一些冗长的会谈中，双方年纪轻一点的人由于无间歇地开会而有睡意，翻译的声音也低沉了。但是73岁的周恩来却始终都很敏捷、顽强而又机警。他讲话从不离题，从不拖泥带水，从未要求中途休会。如果我们下午的会议解决不了联合公报措辞上的分歧，他也不把问题留给助手，而是亲自同基辛格不分昼夜地利用余暇消减分歧。第二天上午，他看上去还是好像刚从乡间度过悠闲的周末回来一样。他在处理涉及重大问题的艰苦工作中反而身心健旺起来。权力和责任感使他保持年轻。

　　他像我会见过的任何领袖一样，都是事先做好了充分准备。他在讨论之前就做好了种种研究，只是遇到一些高度技术性的问题才问助手。

　　周恩来的谈话并不像毛泽东的谈话那样富于色彩，但他多次用生动的形象来说明他的观点。在我们从机场乘车前往宾馆的途中，他简单明了地说过：“你的手是从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那边伸过来的——双方没有往来整整25年。”

　　周恩来是一个有造诣的诗人，有时就用一首诗来表明一个具体观点。提到1972年的总统选举，并暗示我会获胜的希望时，周恩来谈到毛泽东的一首题为《咏梅》的诗。周恩来说，“在那首诗里，主席的意思是说，走出第一步的那个人，不一定总是伸出手来同你拉手的那个人。百花盛开的时候，也就是百花就要凋谢了。”周恩来继续说，“你是那个采取主动的人，你也许不会在现在岗位上看到它成功，不过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

　　在我们于北京宾馆举行的最后一次长会上，周恩来再一次用诗阐明了一个观点。他说，“在你楼上的餐厅里，有一首毛主席书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你们来中国就担了某种风险。”周恩来的诗境同毛泽东的诗境一样，在伟大的领袖们中间并非不寻常的。政治学，从其最高的境界来讲，与其说是散文，毋宁说是诗。

　　他们两者之间的不同是很明显的。周恩来的眼光、谈吐和作为，都像一个高度文明的、彬彬有礼的外交家；毛泽东却是直爽的、质朴的、有棱角的，洋溢着一种天生的吸引力。毛泽东是政治局的主席，即使在风烛残年也仍然是公认的领袖；而周恩来是总执行官。

　　尼克松既是美国总统，又是著名的战略思想家。尼克松上述关于周恩来的系统而深刻的印象，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同周恩来的直接接触中完成的。毋庸讳言，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元首，在他访问中国之前，必备的功课，是对毛泽东、周恩来作深入的研究。但百闻不如一见，同周恩来短短一周的接触，犹如石破天惊，一下子激活了尼克松关于周恩来的所有思想储备，他的印象是如此的强烈和鲜明、如此的深刻和生动，他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高大的完美的周恩来形象。

　　基辛格说：周恩来是我平生所遇到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之一。他脸庞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精神、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神情就显得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着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