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感天动地的崇高风范【4】

　　周恩来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他一生中为党为人民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承担过各种最复杂、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经历过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但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临危不惧，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千方百计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表现出共产党人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忘我献身的精神。

　　无论是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环境，或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艰难困苦年代，还是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包围甚至随时可能被逮捕的日子里，或解放战争中同毛泽东、任弼时被胡宗南大军包围在陕北时，他都毫不气馁、斗志昂扬、信心十足地指挥战斗，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

　　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在校场口举行庆祝大会。国民党为了破坏这次大会，在会场的周围埋伏下特务。当会议一开始，特务们便大吵大嚷地冲上主席台，大打出手，当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位民主人士。身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闻讯后，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赶到会场。他气愤地说：特务们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你们！他的愤怒指斥，把特务们吓慌了，一个个悄悄溜走了。接着，他又到医院里探望受伤的民主人士。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代表们一致推选周恩来为代表，当面去质问蒋介石。这件事被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第二天，周恩来收到一封恐吓信，信里还装了一颗子弹。信中威胁说：“你若要向蒋主席报告这次事变，便请你先尝尝这颗子弹的味道！”显然，敌人准备对周恩来下毒手了。是去找蒋介石还是不去呢？不少人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面对敌人的恐吓，面临生命的危险，周恩来以革命为重，置生死于度外。他掂了掂那颗子弹，哈哈一笑，说：“好啊！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吧！”当时，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同志，在重庆虽然是公开地以合法的身份出现，但敌人经常跟踪盯梢，一切行动处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之下。敌人是什么残忍的手段都可能使出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危险。周恩来深知这一切，但他不能听任反动派嚣张下去，不能辜负政协代表的委托，毅然决然地冒险去找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要求他说话算数，保证人民的自由与民主。

　　周恩来心中时刻装着人民，也时刻装着党。他很珍惜党的名誉，时时处处注重维护党的名誉。20世纪50年代初，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个工作细则。其中提出“三保”，即医生为总理保健康，警卫保安全，秘书保工作。周恩来看后又加了一保，即“我、邓颖超同志及你们要共同保党的政治影响。”他要求自己、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只能给党增添光彩，绝不能有损党的声誉。他终生实践了这一点。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说：“对周总理的生活方式和人格了解得越深刻，就越受感动。尤其最感人肺腑的是，总理的一生中，贯穿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民用这样的歌声表达了对他的敬仰：‘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对于我来讲，能够在周总理晚年见到他，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事。当年和周总理的见面，现在还像一幅名画一样，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周总理是非常有教养的人，他的人格是非常高尚的。他一直是全心全意地、鞠躬尽瘁地去为人民服务，去为世界和平而努力，这方面他是非常坚定的。他待人像春风一样，使你感到非常舒服，非常愉快。他对人非常慈爱，非常慈祥。所以见到他的人都感到他的心慈祥得像一个菩萨，一个佛一样。他有那么慈祥的一面，但是对于敌人，他是非常严格，非常坚强，他坚强得像铁一样，他是绝对不会屈服于任何人的。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人格非常高尚的人。在现在或者在近代，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那么优秀的人。”池田大作有一个玉石雕的周恩来半身胸像，就放在创价大学最重要的一角，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他希望所有创价大学的学生，或者来参观的所有的人，能够学习周恩来这种伟大的人格。

　　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说：“我把周总理看作我的老师、兄长。他从未指点过我，但是他的行为本身，就是无形的力量，他成了我学习的榜样。”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说：“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说：“周恩来使人为之倾倒的风度，完完全全赢得了我的心。”

　　美国记者约翰·麦·吴德施说：“周恩来是当今共产党领导人中出访最多、最有经验的角色。他是北京必不可少的全天候人物。他在党内最高层任职时间比列宁、斯大林或者毛泽东还要长。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他就担任总理，作为国家的代言人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周恩来经历过五次内战，两次世界大战，十几年日本的侵略，10年苏联的敌视，20年美国的排斥，而成了当代最经久不衰，最能屈能伸的政界人物。”

　　美国人阿道福·修斯多夫说：周恩来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举止文雅、为人坦率、有礼貌又和蔼可亲。他了解中国以外的事物，但无所畏惧。他掌握巨大的权力，但行使起来时，我认为总是节制有度的。在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中，我相信这个人最不追求传统形式，最不讲究家族观念，怡然自得，完全是自己的本色。

　　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索尔兹伯里说：周恩来是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主义感的政治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尔登·魏特曼说：自从共产党政府在1949年成立以来，他就担任总理职务（1958年以前还兼任外交部长）。人们称赞周恩来实事求是地管理政府机构。尽管他有时候在政治上受到攻击，他仍然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两三位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虽然某些与他有关的政策曾告失败，可是他的足智多谋使他一直留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第一个理由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至高无上的象征——毛泽东——忠心耿耿。第二个理由是：他是经历了1934年到1935年长征的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战士，正是那次行军，共产党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到达延安，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第三个理由是：在“大跃进”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成功地保持了国家机器的继续运转。

　　美国传记作家朱雷·阿查尔说：他始终是一个不能为他人所代替的政治家。高兴时，他会用英语、俄语、日语或法语同外国来客作友好谈话。周恩来的独特的魅力，在于使客人感到他们讲的话起了作用，对他有影响，而且情况往往确实是这样。他们告辞时，有点受宠若惊。周恩来要了解外界的情况，如饥似渴，经常他问客人的问题往往比客人问他的还多。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具有这种性格，他对中国以外的事态发展了解之多出乎人们的意料，即使北京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年代也是如此。

　　周恩来说，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在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周恩来经常提醒身边警卫人员：“你们不要只记得我是总理，还要知道我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一个普通劳动者。”有一次，他明确具体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在国务活动时我是政府总理；在党内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在群众中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1958年7月，周恩来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恩来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周恩来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炊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恩来，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按理，这对周恩来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恩来一方面鼓励他们，另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周恩来写信，请求支援。周恩来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了。但他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周恩来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又是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尽管这样，周恩来对邓颖超不但没有丝毫关照，反而要求格外严格。邓颖超是早期中共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凭她的能力、贡献、资历、经验和声望，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周恩来始终不予考虑。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

　　1974年筹组四届全国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被周恩来给压了下来。直到周恩来去世后，1977年全国人大选举邓颖超任常委会副委员长，她才知道毛泽东早有批示。1984年4月，邓颖超曾对亲属们说：“解放初期成立政务委员会，人家要我上，你们的伯伯不同意；恢复妇联时，人家又要我上，他还是不同意；定工资时，蔡大姐是3级，我是5级，到他这儿就给划到6级，国庆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单里有我，又划掉了。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现在我当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这些工作都是党分配的。但如果你们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