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爱经过【4】

　　在谈到觉悟社时，邓颖超说：“觉悟社不能说是共产主义小组，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都有些。党成立时，很多人在所在地加入了党。觉悟社只能说是对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做了些组织上的准备。有些人不是实事求是，好像把什么功劳都放在周恩来身上，他是出了名的，但还有许多死难的同志连个名字也没有留下来。还有，遇到争论，总是想方设法一定要找有个正确意见的人，那就是周恩来。这样做往往会浪费时间，不能落实。这不是实事求是。”

　　1982年秋冬之际，《周恩来传》的样稿送到了西花厅。邓颖超出于种种考虑，于12月5日才给写作组负责人写信，再一次表明了态度，其中有这样的叮嘱：“总之，你们在写周恩来时，对他既不要颂得过高，也不要贬，应当实事求是。”

　　1989年春，《周恩来传》公开出版发行后，邓颖超这才把此书的主要执笔者金冲及请进中南海，提出对此书的阅读意见。直到这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才知道，此前他们送进中南海的样书，邓颖超并没有阅读，因为她担心过早地发表意见，很可能影响写作组同志的思路。她认为应该让同志们按照掌握的史实秉笔直书。当她看到书已公开发行，才表示了个人意见。

　　邓颖超说：“你们请我先看，我没有看，现在书已经出版了才提意见。我想这也无妨，出版了也允许别人提意见。比如沙基惨案，恩来同志也是参加了群众队伍的。当时三个人一排，机枪扫射过来，恩来同志两旁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件事可以说明恩来同群众的关系，他总是勇于站在第一线。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领导群众斗争，也是他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险情。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没有同什么人讲过。但他恰恰同我谈过两次，所以印象很深。……为什么这件事恩来要对我讲呢？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他到广州后不久，那时我们刚刚结婚，他还不太忙，还有时间，所以偶尔和我谈一谈。希望你们再版时把这个内容补充上。”

　　邓颖超又说：“说句老实话，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话后由他再来贯彻，所以有人觉得你们在这一段写得不够。恩来同志当时对前方后方包括军事上许多事都管。这一点同你们说明一下。当然，有些事写不写也没有关系，恩来同志也不赞成把他的功绩写得有多大，但实际情况在咱们的谈话中可以交流一下。”

　　1990年春，中央决定出版《周恩来选集》。编辑人员再次前往西花厅聆听邓颖超的意见。邓颖超仍然像接待《周恩来传》写作组时一样，不想参与更多，只在某些细节上进行核对。

　　邓颖超说：“继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事变。当时我正临产，住在医院里。开始有广东区委军委三个同志照料，后来他们都被捕牺牲了。亏了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把我藏了起来，才没有被捕。家被查封了，但没有把门封死，我就叫保姆回去取衣服。看到了恩来从上海打来的电报，叫我赶快离开广州到上海登报找他。好心的医生把我和母亲送上由广州到上海的轮船，到上海正是1927年5月1日。我以母亲的名字在报上登广告，找伍豪（周恩来当时的化名）。说你长期不回家，现在我带着女儿来找你了，见报后马上到旅馆来找我们，等等。周恩来见报以后马上就过来把我们接走了。后来到了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党中央就发动南昌起义，恩来奉命去了南昌。那次离家，恩来并没有说到哪儿去，我也没有问他到哪儿去，双方都恪守组织纪律，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后来报纸报道了南昌起义，我才知道恩来他在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