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爱经过【2】

　　向日本友人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

　　1987年9月30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宴请来访的日本客人竹入义胜等人。竹入义胜曾多次来华访问。席间，邓颖超首次向日本客人和陪同的中日友协负责人孙平化等，谈到了她早年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

　　邓颖超对客人回忆说：“1919年我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恩来同志在日本留学。《雨中岚山》那首诗就是恩来同志那个时候作的。五四运动后，五六月间恩来回国。当时女同学中间都说有一位青年叫周恩来，大家都很喜欢他。有一天召开群众大会，抗议山东军阀杀害一名爱国志士。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戴鸭舌帽的青年，穿一身绿不绿黄不黄的衣服和一双白色皮鞋。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心想周恩来原来就是这样，觉得这个人不错。恩来同志也知道我，但彼此都没有进一步接触。后来天津成立了觉悟社，恩来和我都是这个组织里的成员。恩来是学生会机关的负责人，我搞学生运动，彼此开始有接触。那时，我看恩来同别人谈话，谈的时间很长。我是一个少女，他找我谈话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那个时代封建习俗很重，反对男女接触，男女授受不亲。我们组织也有规定，相约从事学生运动期间彼此不谈恋爱，不结婚。当时组织成员二十几个人都这样约束自己。”

　　邓颖超继续告诉日本客人：“那时，恩来同志宣传独身主义，还发表过论文。这篇文章现在找不到了。当时我想，我们都来帮助他实现他的独身主义。那时我自己也未确立结婚观。十几岁时受封建社会的压抑，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限制妇女那套清规戒律十分反感。看到坐花轿的妇女，我就想，这个女子这下子算完了，所以我也未想结婚。后来又觉得一个人生活总不是个办法，想来想去还是应该结婚才对。不过对终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草率行事，同时组织上有规定。那时我并未恋爱。到了1920年，有点唯物主义的思想了，看大家都结婚，觉得自己也应该结婚。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对理想对象的形象，心里应该有个描画，具体的就省略不说了，在恩来同志身上，有几点是合乎条件的，但还没有产生要相爱的想法。”

　　关于周恩来留法期间的情况，邓颖超是这样追忆的：“不久，恩来同志去法国留学，我在天津当教员，彼此常通信。来信中，话里话外也有含意。不过我未动心，不相信他的话。因为我有一位女同学和恩来很熟，很要好，也在法国。我判断恩来同志会和我这位女同学好，所以一直未考虑他的意见。但是，恩来同志继续不断来信，提出进一步要求，说和那位女同学政治上合不来，已经不来往了。来信写得越来越明确，要和我明确关系。我倒不那么急，回信也不快，我想还需要和母亲商量商量，而恩来同志则书信频繁，信越来越多越快，催我表态。1923年我们明确了恋爱关系。从1923年到1925年之间，我们通信就很少谈爱情方面的事了，主要是谈思想，谈国家的命运，谈革命工作。1925年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东（注：实际上周恩来是1924年9月初从法国回到广州）工作。我去广东同恩来同志结了婚，没有举行结婚仪式。……我们结婚后，一直未谈过当初相识的往事。解放十多年后，有一天，恩来同志说起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彼此相识的往事，说那时我是第一个登台发言的，两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了，眼睛也变小了……”

　　关于和周恩来结婚的问题，邓颖超曾于1988年4月撰写了《西花厅忆旧》，谈到此事。邓颖超说：“我们是经过三年时间，有选择地确定了我们的相爱关系。又经历了三年的考验，一直等到党中央调你回国，才在我们两地党的组织同意下，我从天津到广州，于1925年8月结婚了。当时，我们要求民主，要求革新，要求革命，对旧社会一切的封建束缚，一切旧风俗，都要彻底消除。我们那时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你的侄辈让你讲你我的恋爱故事，你曾说，就是看到我能坚持革命。我也看到你这一点。所以，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基石和保证。我与你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把我们的相爱深化到人民中间，融化在同志之间，融化在朋友之间，融化在青年儿童一代。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邓颖超的这些话，就是她与周恩来一生至爱的总结。

　　虽说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但仍然有许多友人参加了他们的婚宴。据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回忆说：“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8月8日在广州结婚。当时，革命形势动荡，工作非常紧张，他们无暇举行婚礼。可是，张治中告诉我，周、邓虽无婚礼仪式，但确实举行过庆贺，他亲身参加了。地点在广州旧汉民路一家规模不大的西餐菜馆。张还记得当时邓演达、恽代英、熊雄、高语罕、鲁易、邓中夏、陈延年等都在场。气氛热烈，宾主尽欢，还闹了酒。到60年代初期，周、张因公同机由京飞穗。在闲谈中，张忆及往事，笑着对周说：你们结婚30多年了，应该旧地重游，到太平餐室吃饭纪念。周当时会心地笑了。任务完毕，周果然请张到老地点聚会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