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爱经过【3】

　　追述上海地下斗争、廖仲恺遇刺事件及沙基惨案经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对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也着手对中共重要历史人物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1982年初，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在1988年周恩来诞辰90周年的时候隆重推出《周恩来传》。为编辑出版《周恩来传》，负责撰稿的李琦、金冲及等人决定前往西花厅当面聆听邓颖超的意见。邓颖超在接见他们时，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要重申一下，对恩来的事，关于他的东西，我不直接提意见。他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党的干部，领导干部。他死后，怎么说，由中央来决定，由组织来决定。不过，你们来找我，我不是完全不负责任，如果你们需要核对一些事实，我不推卸责任。”

　　邓颖超的这一观点让写作组的同志精神为之一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颖超，完全是以一个革命同志的身份来面对为周恩来立传之事的，无疑体现了她坚定的党性原则。

　　邓颖超表示：“希望你们不要把我当做周恩来一辈子事情的一部电影，不要以为我什么事情都知道。”当听到写作组同志谈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与中央高层的一些争论时，邓颖超当即表示：“这我不能作证。你们不要把我今天做政治局委员的资格移到那时候去。我那时还是个小兵小卒。这些事，恩来回来也没有必要告诉我，有的还是今天听你们讲了以后才知道的。”

　　当写作组的同志提到1958年南宁会议上，周恩来因为“反冒进”受到不公正批评的情况时，邓颖超说：“恩来是严格遵守纪律的，很多事也不跟我讲。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后，我知道党内有分歧，但也不清楚是谁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恩来同志当时回来，他也不透露，我也没看出来。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薄一波同志有一次找我谈了50分钟，我才清楚那次会议的具体情况。”

　　当写作组的同志问到1925年廖仲恺在广东遇刺事件时，邓颖超说：“那件事发生后，恩来同志就知道了，就出去了，两天两夜没有回家。回来时，他唯一的一套灰色西装上有一片血迹。为什么？那天他在蒋介石那里商量要抓凶手，要戒严，决定的是11点钟动手。蒋介石把行动提早了两个小时，9点就戒严了。恩来坐汽车到司令部去，不知道戒严已经提前的事。司令部的守卫隔得很远就叫停车，问口令。司机听不见，守卫就开枪。恩来立刻趴在座下，司机的血流在他的背上。他马上打开车门跳出来，高声说：‘你们干什么？我是政治部主任。’他介绍了身份，守卫才停止开枪，让他通过。我所知道的，就有这么一段插曲。”

　　当写作组的同志询问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为什么没有暴露时，邓颖超说：“恩来最初不留胡子，后来才慢慢留的。他装做商人，有时穿西装。同志间谁也不叫谁的名字，都用别名。别名多了，一个时期换一个。在上海，我们一个人最多只知道五个地方，这样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为什么我可以知道五个地方？因为我是中央机关党总支书记，要参加小组会。其他人最多知道有工作关系的两三个地方。恩来同志可能知道得比我多。我和恩来同志从来不敢上电车，因为我们从五四时期起一直是公开活动的，国民党人都认识我们，认出来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点回来。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住过哪些地方我不愿意说，不然将来又要搞出许多故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