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胡适：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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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恩来与胡适都属于中国20世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走的道路不同：一个是革命领袖，一个是“改良主义者”。纵观二人的关系，五四时期是一个交合点，共同推动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然而不久二人却逐渐疏离，走上了不同的社会改造道路。大约到1937年前后，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二人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个交合点，一个是政党的代表和领袖人物，一个是知识界的代表和知名人物，一起研究救国方略，体现了在政治和抗日方面的某种共识。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看来，胡适属于“典型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的代表，在无产阶级政权中是需要批判的，但仍希望其“为社会主义服务”，并设想给其一定的言论空间。而对于胡适来说，他根本不认同中共新政权，对周恩来的好意自然无从回应。二人的名字和关系，可昭示“大历史”发展的脉络。

[关键词]周恩来；胡适；中国共产党；历史轨迹

[中图分类号]D2-0；B26[文献标识码]A

人物研究走到一定程度，常常会出现选题的困难，尤其是像周恩来这样的历史人物。但是，如果把人物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路径，就可以由微观通向宏观，使人物与时代相连，与社会相依，不但可以呈现时间之流程，而且可以展现空间之构成，并可使历史的静态与动态融为一体。这一研究取向下的人物，就像一只多彩笔，用它可以绘制立体的动态图景；又好比一扇窗，凭它可以开启风光无限的新视野。这样以人物为路径重建的历史会更直观，也更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按此，一些看起来不相干的人物，可能隐藏着某种历史的联系。比如周恩来与胡适，二人都属于中国20世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走的道路不同：一个是革命领袖，一个是“改良主义者”。尽管反映他们直接关系的材料很少，但是通过一些零星的碎片，却可以昭示“大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一、敬爱与失望

五四前期，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周恩来则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学生。1918年2月，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仍津津有味地阅读已在国内看过的《新青年》杂志，对其中倡导的排孔、独身、文学革命等表示“极端的赞成”。1919年7月，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更是以介绍“新思潮”为主要旨趣。稍后，他还主持成立了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研究的觉悟社，并邀请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前去讲演。（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4页。）这期间，虽然没有材料显示周恩来与胡适的直接联系，但是，对周恩来来说，胡适当是他所熟知的新潮人物。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五四

时期，陈独秀和胡适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他心中的楷模。（参见﹝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为雄译：《漫长的革命——紫禁城上话中国》，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这差不多是那个时代青年思想变化的一种普遍轨迹，周恩来显然也在此列。1922年12月，他在专门评胡适的一篇文章中开篇即说：“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号，1922年12月15日。）不过，一个“本”字表明，大概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这种“敬爱”和“佩服”已成为历史，而此时却是要批判胡适。

相当一段时期内，思想史著作中一般都把“问题与主义”之争看作是新思潮阵营分裂的标志，由此断定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分道扬镳。现在的研究表明，这未免有些受后来历史结局的影响。如果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去考察，则会发现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并不是一下子就截然分明的，而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似分又合的胶着状态；两者好像是为着同一个目标而采取不同方法努力的朋友关系，“我们”中往往有“你们”，而“你们”中也常常有“我们”；大约到1925年以后才分出两个阵营、两条道路。（参见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为叙述的完整性，本文采用了该文的一些论述。）这期间，胡适更倾向于“求同”，特别是“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论政”，“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与苏俄和中共走得也相当近。“胡适踏足政坛，虽以《努力》为根据，真正涉及时政大事，似乎更加喜欢与李大钊交换意见。”（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各种材料表明，“问题与主义”之争，并没有影响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1922年，胡适起草了一个政治宣言即《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说：“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该文公开发表时，胡适征集了16人签名，其中就包括李大钊。虽然对于李大钊来说可能有碍于情面或实施策略的因素，但是双方在大目标上的某种一致也确实存在，至少说明当时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完全放弃“和平的努力”。或者可以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界线这时虽然有所显露，但是缘于先前的友谊、交往和同道，在一些重大举措上彼此仍然“相互捧场”。比如，中共二大宣言发表后，胡适即撰文予以“正面的响应”，称“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大意是说他们现在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胡适还明确地称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朋友”，并且在大目标上引为同道。（参见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第22期，1922年10月1日。）

1923年和1924年，陈独秀曾多次致信胡适，请他帮助蔡和森出书和索取稿费及帮助张申府推荐工作，同时还替《中国青年》向他约稿（参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388页。），并允诺为胡适筹办的《努力月刊》“义务撰稿”（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1923年7月，瞿秋白在致胡适的信中，表示希望所任教的上海大学“能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请胡适常常指教。（参见《瞿秋白信一通》，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59—162页。）同年，陈独秀在《前锋》上撰文，说胡适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认为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寸铁（六）》，《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对逐渐被看作“改良主义者”的胡适等人的态度并不一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办的《少年》杂志中，就指斥胡适等“知识阶级的人”，“历来是资本阶级的附庸”，而“我们”即“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张申府：《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少年》第2号，1922年9月1日。）“资本阶级的附庸”和“劳动阶级的先驱”显然是对立的两个阵营。蔡和森则指责胡适等“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周报第2期，1922年9月20日。）

作为“少年”人的周恩来正是在这时发表了一篇颇有战斗性的专门评胡适的文章。首先，他对胡适“最近在《努力》周刊中所发表的一切政论”表示“非常失望”，“所失望的，乃是胡先生对于政治太缺乏了革命的精神”。其次，根据胡适的观点分别进行了批驳。针对胡适说的革命与改良可以“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各行其是，各司其事”，他说：“我们便不恐惧他这话同样会被各大军阀，新卖国贼的外交系，基督教徒和要钱的议员们拿去利用，他自己这种圆滑的精神已实足阻碍革命精神的发展了。”针对胡适提出通过“公开的南北和会”或“各省会议”实现统一的主张，他反问：“姑无论在现在的群盗割据、争为雄长的情势下难以做成，且决难有真正民意的代表，便是会开成了，便是大家真肯‘把袖子里把戏都摊出来’了，试问如何能有满足各方欲望的结果？”在他看来，军阀无论如何是不会满人意的，非用革命的手段“打倒”不可。而“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对胡适提出的“由政府公开的调解直奉的私斗，消除那逼人的战祸”，周恩来更是觉得荒唐：“军阀卖国还要调解，我们真不知是顾忌军阀啊，还是怕投鼠忌器啊？这样短视的外交眼光，这样敷衍妥协的政论，而想做‘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而以为是乃‘研究事实，观察时势’的主张，我们真不敢信服。”

最后，周恩来断定：“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知此乃知他在《努力》上所发表的妥协的统一会议主张，伪和平的联省自治办法，和能说不能行的他们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在他看来，胡适的主张与“少年”们的理想已根本不同：“胡先生的政治主张，所谓‘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自然离着我们共产革命的政治主张很远，但即便合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在现在军阀跋扈、列强侵吞的中国情状下，也止有一个民主革命才能达到，才能完成民主共和的工作。然而胡先生竟不作如是想，以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因此，即使面对胡适的“主动示好”，他也毫不领情：“胡先生答‘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但我们却要代答胡先生道：‘我们却很菲薄你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尤其信依着你们最不努力的方法，你们最低限度是永远做不到的。至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号，1922年12月15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像周恩来这样的“少年”人对胡适的判定最终成了整个党的认知和态度，李大钊即因中共中央的决议而很快退出了“好人政府主义”的活动，五四新思潮阵营产生的两条道路日益突显。换个角度，如果仅以年龄观之，无论党外还是党内，可以说，时代的大旗很快便由五四时代的老师辈转给学生辈了，这是中国历史一种别样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