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胡适：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3】

三、批判与争取

历史翻过几页，到了1949年国共权势易位之时，中共对胡适的态度有些耐人寻味。1月27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正在纷纷议论。”“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借“学生和教授”之口，谴责胡适已够“战犯”之格，而作为党并未明确表态，似乎留下了争取的空间。根据龚育之的发现，毛泽东的确设想过，如果北平解放了，胡适没有走，可以让他当图书馆馆长。这是毛泽东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的谈话中说的，陈毅有详细的记录和传达。根据陈毅的传达，毛泽东在说明纠正三个过左倾向时，连带说道：“你到北京，胡适捉不捉？……还是不捉。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龚育之：《党史札记：龚育之近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然而，此时胡适已走上了与国民党合作的不归路。4月23日，中共军队攻克南京。美国人问他的态度，他说：“不论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六）》，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092—2093页。）或许鉴于胡适的顽固态度，不久，5月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五四的文章，率先对他进行了批判，其中指出，五四期间，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胡适辈目击着马克思学说的逐渐盛行，而急忙地叫喊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当然必须研究实际问题，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胡适辈却把它当作盾牌，来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是表示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文章还批判说，后来，“胡适妄谈贫穷、疾病、愚昧等五个鬼扰乱着中华，而封建势力不在内，帝国主义也不在内。中国革命的对象既然不是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那么胡适就变了反革命的辩护人，以至成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

该文发表几天后，周恩来在北京大学教授联谊会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上再次提到了胡适，他说：“新的代替旧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改革社会，就必须有勇气面对旧的，否定旧的。‘五四’时期陈独秀与胡适的不同，主要就在于前者敢于否定旧的，而后者却没有这样的勇气。所以胡适就站不住，骨头是软的。北大敢于对旧的东西加以否定的传统，是值得发扬的。‘五四’时期也发生过否定一切的偏向，就是没有在否定其基本的东西的同时，批判地接受其好的一面，没有在否定其整体的同时，批判地接受其局部可用的东西。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旧的东西根基太深。总的说，当时的成绩比缺点还是大得多。到了今天，经过三十年的历史发展，我们已经有了分析批判的能力和经验，可以避免发生当时那种缺点。我们要否定旧的，先把旧的东西孤立起来，缩小其地盘，进而从根本上彻底摧毁它。这样，才能为新东西的发展扫清障碍，开辟宽广的道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周恩来在这里对胡适的看法特别能说明时代变迁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五四时期“陈独秀和胡适”在有些方面一度是一体的，而在新的语境下，却具有了根本的不同。

1949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新华社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批判胡适成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对胡适的这种定位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并通过各种途经予以强化。1950年9月28日的胡适日记中粘贴了两份剪报，都是他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表示的对他的态度。一份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胡适被自己之儿子声讨为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一份是胡思杜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其中谈到，“在旧社会中，我看我的父亲是个‘清高的’、‘纯洁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评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总理到北大讲话说‘胡适之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心中反感已极：以为以我父亲的渊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宁非侮辱”。（胡适：《胡适全集》第3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胡适判断“此文是奉令发表的”。）这说明周恩来在北大还批判过胡适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胡思杜虽然替其父亲有点抱不平，但是，胡适不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存在确是事实。

就在粘贴这两份剪报的前几天，9月25日，胡适日记中还记载了一个朋友谈到的西安事变情况，“‘西安释蒋一段，在兰州时，周恩来曾为錞自言之。张学良亦曾与朱绍良言之，固事实也。’（那时和钧是甘肃财政厅长，在一九三九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经兰州飞Moscow［莫斯科］，因天雨，飞机没来，［正是］谈天机会。据朱绍良说，张学良亲对朱绍良说，‘不要着急。前天周恩来一班人到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们主张要放蒋先生回去！’）”（胡适：《胡适全集》第34卷，第58页。）。从现有资料看，在被谴责为“帝国主义走狗”之时，他有关中共和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表现的记载，没有出现明显倾向性的评论，他的“考据癖”及其对历史真相的热衷，似乎远大于现实政治的冲击，或许其今昔之感并未流露。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批判胡适成为思想界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对此，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密切关注着。1951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他又粘贴了一份剪报，内容是“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其中说：“六千多人参加学习；听周总理的报告；学习时间将有五六个月；分成五个阶段进行；教授公开‘独得之秘’；批判胡适、梅贻琦。”（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一个“报告”，一个被“批判”，特别能说明周恩来与胡适的关系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延伸，他们名字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种力量、两种文化。历史已注定了一种将伸张为唯一，一种则趋于消亡。

1954年，大陆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当时，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争论。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有一段批示：“《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574页。）在胡适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批判，显然另有深意。唐弢回忆，在一次全国政协招待知识界人士的宴会上，听到毛泽东在席间谈到对胡适的批判，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实事求是。”还说：“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说着笑了。（参见唐弢：《春天的怀念——为人民政协四十年征文作》，《唐弢文集》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这表明批判者对胡适的历史功过心中是有数的，只是基于当时思想文化界出现的一些问题才批判他。

密切关注国内批判运动的胡适很难心平气和，在主观上越来越与中共表现出敌对的态度。1955年1月26日，他在日记中粘贴了两份剪报。一份是《周恩来的声明》，其中表示，中国人民决心解放台湾。声明援引了联合国宪章，谴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把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归结于美国的干涉。文前配有周恩来的照片。另一份剪报是美国国会根据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通过的《台湾问题的决议》，其中大意是说，美国将继续给国民党政府以经济与军事援助，并授予总统“保卫”台湾及其周围岛屿的权力。对此，胡适又产生了“不可救药的乐观”，认为打回大陆有点“近在眼前”的趋向了。第二天，他的日记记道：“去年冬天的交涉，取得安全互助条约，而打消了所谓‘组案’，是一大胜利。此次因大陈问题而得艾总统前天的致国会牒文，当时虽有UNaction［联合国活动］之说，但牒文与周恩来的狂妄宣言同日出来，等于打消UNaction了，而艾氏的牒文是十年来的最重大的变化，故是吾国的大收获，大转机。”（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第354—355页。）可见，在对中共问题上他与国民党已处于同一立场，而对周恩来用了“狂妄”二字，表明曾经的好感，在此时已丧失殆尽。

然而，如果历史仅仅如此，不免有些乏味。有趣的是，对胡适进行批判的中共还有另一面，即争取胡适的归来。与胡适不同，此时的周恩来和中共领导层却显得比较大度，在谈到对胡适的批判时，周恩来说：“胡适的典型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要批判。但是如果今天胡适要求回来，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仍然可以要他讲他的实验主义。因为他的唯心主义的学说已经受了批判，大家已经有了认识，所以仍然可以要他讲。同时，在提到‘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时，也仍然要提到他在那时所起的一定的作用。”（《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9页。）

争取胡适回来并不仅仅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毛泽东提到对胡适的批判时，还讲道：“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这里的“我们”显然指的是中共中央。毛泽东说的“带信”大概不只是一个渠道。1956年9月，周恩来曾托出国访问的周鲠生通过在英国的陈源带讯息给胡适。（参见龚育之：《胡绳晚年论胡适》，《龚育之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页。）对于中共的争取，胡适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1957年3月16日日记记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过了几天他又记道：“收到小三从唐山寄来一信，是平寄的信，故经过五十日才到。这是七年来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四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封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变计划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第484页。）无论胡适的推断是否属实，中共曾通过各种途径争取胡适回国却是确凿无疑的，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已居于大国执政地位的中共的自信，表现出一种不计前嫌、招贤纳士的风度，一种对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的抬举和垂爱。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一直是由周恩来直接负责的，曹聚仁的信很有可能是周恩来安排的。然而，胡适已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对中共多渠道争取的做法毫无回应。

四、结语

纵观周恩来和胡适的关系，可以说五四时期是一个交合点，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个是响应者，共同推动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不久二人却逐渐疏离，走上了不同的社会改造道路。大约到1937年前后，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二人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个交合点，一个是政党的代表和领袖人物，一个是知识界的代表和知名人物，一起研究救国方略，体现了在政治和抗日方面的某种共识。然而，自此以后，两条交合之线经过一段似乎平行的延伸后却分开叉来，并且越分越大，直到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奔走，甚至回过头来对冲。在周恩来看来，胡适属于“典型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的代表，在无产阶级政权中是需要批判的，但仍希望其“为社会主义服务”，并设想给其一定的言论空间。而对于胡适来说，他根本不认同中共新政权，对周恩来的好意自然无从回应。不管如何，二人都属于20世纪不会被遗忘的历史人物，拂去历史的尘埃，换一个角度看，二人的名字似乎都成了一种反映近现代中国变革的符号，符号的背后是那鲜明的“大历史”脉络。

〔作者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北京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