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胡适：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2】

二、沟通与共识

1927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中共内部有人提出把主张改良的自由知识分子打入革命的对象之中。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第三党”被看作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那么对“资产阶级附庸”的“知识阶级”的态度，自然也不会客气。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受“左”倾政策的影响，中共党内一些人把一切自由知识分子或中间派都当作国民党的“帮凶”。

直到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才有了“沟通”的机会。1936年4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列举的要联合的各党各派中，其中就有胡适主持的“北平独立评论社”。（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这说明中共把胡适也看作一种政治势力的代表，由此作为统战的对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与胡适便又发生了直接关联。1937年，负责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亲自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素仰先生热心于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主张及其运动，因缺机缘，未由通问。现内战已停、抗战尚未发动期中，全国舆论正集中注意力于国民大会法规之修改及其召集，以冀由此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础。敝方特于月前提出修改意见如另纸所陈，颇望国民政府能依此原则，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民主的宪法，通过民族统一的政治纲领，以发动抗战。乃上月杪，国民党中常会已将修改内容公布，其所持原则与原法规差别不多。敝方现仿本文中所提原则，继续要求，务期两法规之基本内容能符合真正民主，过去选举能一律作废，以利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彻底合作，一致对外，想为先生所赞同也。书此布臆，伫候明教，并乞对该文加以指正为幸。”（《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页。）

信中周恩来说明“另纸所陈”的，是他在1937年5月1日发表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其中提出：“不仅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应该修改，而且过去的选举，不论推选决选，应该一律作废，……各党派代表名额应不超过代表总额七分之一，其分配以凡有历史一年以上的各党党员数目多少为比例，并应估计到其他条件，由各该

党依额自行选举。”（周恩来：《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解放》周刊第1卷第2期，1937年5月1日。）

对于中共的这一表示，胡适虽未直接回信，但很快作出了公开回应。他在《独立评论》发表的陶希圣讨论文章的“编辑后记”中说：“最近我们接到周恩来先生从西安寄来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虽然没有月日，我们看其中的说话，可以知道此文是在本年四月底立法院修正国民大会两法规之前发表的。现在修改这两法规的机会虽然已成过去了，周先生那篇文字里有一些主张至今还是值得讨论的。……我们希望这样开始的争论新风气能得着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237号，1937年6月6日。）

需要说明的是，此前胡适对中共和周恩来的一些举措和变化已有所了解。1937年1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史佐才从西安逃出来（据他自己说），来谈十二月十二至廿四日的事。”（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5页。）第二天，他又收到了傅斯年寄来的号称“绝密”的长信，谈得更为详细：“西安最近空气大略如下：一、街上标语有‘庆祝张、杨二将军政治主张成功’、‘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民众抗日’等等，不脱抗日，而绝口不谈共产。二、大家皆云联合战线，故不知谁是共产党。三、晤杨贼，甚高兴，云做得粗鲁，但从无一字悔其主张。四、周恩来晤蒋二次，第一次蒋一语不发，第二次谈得甚好。（此事弟已在此间得到confirmation［证实］。）西安遍传蒋云‘终身不内战’。五、蒋之行也，实共党主持之。（此事亦confirmed［已证实］）。六、陕北、陇东，张军与共党相互照应。……总之，西安空气是蒋答应了一切。”“今日晤到若干友人，知西安空气颇有不少根据。盖共党之主张放蒋，坚谓不赞成张之扣蒋，是事实（此事弟早料到）。蒋晤周，亦事实。周谓‘此时非全国在蒋先生领导下抗日不可’，亦事实。周又谓取消中国苏维埃，红军改番号，与张、杨军守西北以抗日。看来此时共党已接受Moscow［莫斯科］命令，而表面上做得如情如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5—346页。）此信傅斯年专门嘱咐“看后焚之”，然而热衷史料留存的胡适并没有照做，从而给后人留下了有关西安事变内情的又一佐证。3月4日，胡适的日记又记道：“莫德惠先生来谈。知政府对共党已有一种密契。”（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661页。）显然，他已经明显地感到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的到来。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他收到了周恩来的来信，编辑了《独立评论》第237号。周恩来的信最后说“乞对该文加以指正”，并留有“回示请寄西安新城北七贤庄十一号周翔宇收”。由此来看，他不是要求发表“另纸所陈”的文章（因为该文已发表），也不是要求公开讨论文中的主张，只是希望听一下胡适个人的意见，似乎旨在加强与胡适的联系。胡适欣然在《独立评论》上进行讨论”，并希望这种讨论得到“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显然他自己是“同情和赞许”的。

从陶希圣文章的内容来看，他十分清楚中共的主张，“有力的在野党方面，主张凡是有一年以上的历史的党都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又以为只要他们不反对国家，即令反对政府，也可以公开取得参加国民大会的地位。这个条件是比国民党中央更宽的。科学社会主义本来把国家与政府看成一物，这回他们主张不反对国家而反对政府的公开和当选，是依实际情形来说的。换个话头来说，只要

不反对中华民国，即令反对国民党政府，也可以公开和当选”。他还对中共“放弃武装暴动”的举措表示赞赏：“国民大会的召集，最近的有力的新动机，自然是在野党最有力者的放弃武装暴动，在对外抗争，对内民主的前提下，他们不再与国民党作武装的争斗。……这一件事在政治上思想上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独立评论》第237号，1937年6月6日。该文最后有一个注解，说这个讨论可以参看“西安寄来《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由此可断定，陶希圣的文章是由胡适约请写的。）

事实上，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希望中共停止武装革命，公开和平地进行活动；同时他们也希望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因此，中共的意见和主张亦成为他们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在中共政策有转变的迹象时，一些人则表示欢迎。比如，张东荪专门著文赞赏中共的《八一宣言》，他说：“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以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作何等佩服！”（张东荪：《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自由评论》第10期，1936年2月。）

对于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大概先前同样存有与中共直接“沟通”的意念，而现在直接“沟通”的机会来了，自然也就不轻易舍弃了。在《独立评论》此后的几期上，又接连发表了陶希圣的《不党者的力量》和《国民大会的一个解释》等，继续讨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问题。其中陶希圣还充满信心地说：“为了引导别的党派走上合法的道路，政府是应当而且必然有承认他们的

一日。”（陶希圣：《不党者的力量》，《独立评论》第242号，1937年7月11日。）不难发现，胡适与陶希圣的态度和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共主张的一种呼应，甚至有联合起来向国民党施压的倾向。而从彼此“沟通”的内容来看，周恩来与胡适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在此时似已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对外抗战、对内和平民主。

识同则谋。在这不久，周恩来与胡适有了一次直接会面的机会。1937年8月17日晚，“八点半，在汪宅开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员共十六人：张伯苓、张耀曾、蒋方震、毛泽东、蒋孟邻、沈钧儒、梁漱溟、马君武、黄炎培、曾琦、陶希圣、晏阳初、张嘉森、李璜、傅斯年、胡适”。当晚到会的有张伯苓、蒋方震、梁漱溟、陶希圣、李璜、傅斯年、胡适，“周恩来代表毛君出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的领袖，同聚一堂，共谋国是，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胡适当天的日记还记道：“得知三日中共打下三十只日本飞机，已证实的有廿六只。又知南口小有顿挫。”（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703、704页。）这应当是从周恩来口中“得知”的，一方面是中共的战绩，一方面是国民党的“顿挫”，相信此时的胡适对中共有一种无言的好感。此间，周恩来与胡适有没有单独交谈，是否谈到了不久前他们的互动，已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次直接的谋面是两人关系的高峰，目前没有材料显示他们在此前或此后还曾见过面，这更突显了两人本次见面的意义，等他们再强烈地感知到对方的时候，已经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