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长崎国旗事件后的对日外交【3】

　　三、长崎国旗事件后周恩来对日外交的几点启示

　　重温1958年5月到1962年11月间周恩来的对日外交实践活动，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要把对日外交放在国际关系的大格局中进行

　　在冷战时期，对美国的敌视、封锁政策进行斗争是中国外交的主线，对日外交也是对美斗争的一部分，因为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重点就是追随美国。(58)中国外交部的文件就说：“我们把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当作是对美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59)1960年5月9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也谈到：“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在很多国家有它的走狗”；“日本的岸信介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60)

　　中国政府首先对日本国内进步力量反对政府追随美国政策的斗争表示了坚决支持。1959年3月17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团长浅沼稻次郎发表共同声明，提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61)1961年10月4日，周恩来接见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黑田寿男一行时，也赞扬了已故浅沼稻次郎关于“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论断。(62)

　　中国方面还同日本政界中反对岸信介追随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友好人士开展交流，揭露美国控制日本、利用日本牵制中国的政策。1959年10月25日，周恩来会见他时说：美日修改《美日安全条约》的目的是逐步使日本军国主义化，因而两国关系的发展将更加受到阻碍。1961年2月28日，周恩来会见日本经济友好访华团时还说：“美帝国主义想利用日本人流血，使亚洲人打亚洲人，让日本为它火中取栗。”(63)1963年10月9日，周恩来在会见石桥湛山时又说：“我们了解日本的处境。日本是战败国，旧金山会议是美国控制下召开的，日本不能同美、英和其他国家一起签订‘和约’。但是这是不平等的，特别是美国要控制日本，日本完全是被动的，因而也不得不同受美国控制的台湾缔结了‘和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被排除在外。”(64)

　　日本要与中国发展关系，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美国的控制。1956年底，石桥湛山在当选日本首相后，就曾对美国助理国务卿说：“日本在中国问题上，自动追随美国要求的时代已经结束”(65)。1962年6月2日，池田勇人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日本要根据自己的意见，以自主的立场与中共进行贸易，而不问美国的意向如何。他还说：他不知道美国对日本计划扩大对中共贸易有意见；日本只是想把对中共的贸易扩充到与西德、意大利相同的水平。对于池田勇人的以上言行，中国政府表示欢迎。从国际局势看，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中国积极开展与亚非拉国家及欧洲、日本的外交关系。在这期间，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构想。中法建交和中日关系的改善，就是这一重大战略构想的实践成果。

　　其实，对于日美关系的认识，中国后来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是力主日本要摆脱美国控制的。但是，后来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对美日关系有了新的看法。据基辛格说，在1971年10月，毛泽东会见他时表示：日本“翅膀硬了，要自己飞了”。基辛格回答说，孤立的日本将比作为国际秩序(包括与美国结盟)一员的日本问题大得多。到基辛格1973年11月访华时，毛泽东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这时，毛泽东倒劝美国多注意日本，多花点时间培养与日方领导人的关系。(66)

　　而在日本方面，则是以分化中苏关系为理由，向美国阐述发展日中贸易的重要性。早在1957年底，藤山爱一郎就对美国大使麦克阿瑟说：要利用中国政府经济出现困难的机会分化中苏关系。(67)1962年9月11日，松村谦三在与大平正芳外相会谈时提到，现在中苏关系恶化，但是“如果美国过于压制中国，已经与苏联分裂的中国可能反而会向亲苏方向发展”，美国应允许日本开展对华贸易，美国国内也有人同意这个看法。他还说：对于美国立场要十分考虑；但是，与中国贸易正常化是正确的；要让美国理解到过去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就好像美国和英国的关系那样，是一种“特殊的关系”。(68)

　　2.在对日工作中，充分发挥民间友好外交的作用

　　在中日关系恢复发展过程中，日本民间友好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对于民间外交一直高度重视。1961年2月，他在会见日本经济友好代表团时说：“中日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上”；在日本政府不友好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特别加强两国人民的往来”。(69)长崎国旗事件发生后，日本民间友好势力坚决反对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1958年7月28日，日本日中友好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议决定开展国民运动，纠正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1961年11月20日，应日中友协等团体邀请，以楚图南为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赴日访问。这也是日中友协成立后首次邀请中方组团访问日本。

　　中国人民和政府对于日本民间友好势力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1961年4月19日，周恩来会见以松田喜一为首的日本部落解放同盟代表团时说：你们要同工人、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共同奋斗，与中小企业主和民族资本家团结起来，争取解放；世界是要变的。(70)6月20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问团时又说：恢复军国主义对日本人民不利，对中国人民不利，对亚洲人民也不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前途是暗淡的，会把日本人民带到灾难里去。周恩来还说过：“我不相信受过祸害的日本人民会替美国去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深信广大日本人民是热爱和平的。(71)

　　3.团结和重视各种进步、友好势力

　　有学者认为，在长崎国旗事件之后，中国的对日工作方针出现重大转换，由重视民间工作转为重点做自民党内部一些实力人物的工作。(72)其实，这并不是一种放弃民间工作的转变，而是在继续发展民间友好工作的同时，开拓了对自民党中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工作。

　　在岸信介当政时期，自民党内存在着一个“反主流派”。该派在外交政策上对岸信介一味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持批评立场，希望与中国发展关系。在中日关系处于困难局面时，他们积极奔走，努力推动日中关系正常化。日本学者绪方贞子曾对这些人士及其特点进行了精辟概括，认为：在当时自民党内部，松村谦三是亲中派元老，与他同行访问中国的有竹山祐太郎、井出一太郎、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等，由此形成了自民党内的亲中派，1965年后发展成为亚洲、非洲问题研究会；其后，亲中派势力不断扩大，在中心人物松村谦三、藤山爱一郎、古井喜实、田川诚一外，还有河野派、松村派、大野派等所属的议员约80余人；他们与积极推进日中贸易协定的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等密切合作；“这些保守党政治家、经济界人物从民族主义、亚洲主义以及对华战争的罪恶感等出发，积极要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们未必就是反美或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人，但是他们是把与日本最大邻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放在优先的地位”。(73)当时，积极追随松村谦三的“反主流派”重要人物古井喜实就认为：“反主流精神就是对于权力的反抗，以道理对抗势力，从根本上排除金钱政治与权力政治，这就是松村精神”。(74)他还认为：松村“在外交政策上特别是日本与中国、日本与亚洲的关系上格外关心，对于与亚洲各民族提携、融合，打开日中关系并不是一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思考与热情的信念”。(75)

　　这些人在自民党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1959年1月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时，“反主流派”推举松村谦三为候补者。虽然选举结束后，岸信介获得320票，松村谦三只得到166票，没有对岸信介构成重大威胁，但是，原首相吉田茂、鸠山一郎、石桥湛山等一致推举松村谦三，这其实就是对岸信介独断专行进行的强烈批评。(76)

　　周恩来对于自民党中的这些人士予以高度重视，积极开展同他们的交流。1958年8月20日和28日，周恩来分别致函石桥湛山和松村谦三，邀请他们访华。1959年6月，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致函周恩来，表示为了恢复日中交流，愿意访问北京。周恩来批示：“为了孤立日本亲美派，分化日本统治阶级，决定原则同意他来”。(77)周恩来认为，中国政治家同日本政治家间的个人关系，比政府间外交更加稳定和长远。关于中日互设廖承志、高崎办事处的意义，周恩来就评价说：“有时候，用人物来作代表，比团体的作用大。它的好处是：日本政府即使改变了，也不至于受到影响”。(78)

　　在岸信介政府时期，中国外交部门对于日本自民党内“反主流派”十分重视。这期间，外交部文件中有很多关于“反主流派”的记载。例如，“应周总理邀请，前来我国的日本自由民主党反主流派首脑之一松村谦三从11月18日到12月1日在北京会谈”。又如，“自由民主党内反岸派的另一首脑松村谦三及其随行人员已于10月20日抵京”。(79)可见，中国方面非常重视松村谦三的“反主流派”色彩。

　　1959年9月16日，中国驻波兰使馆致电外交部：接日本驻波兰使馆一秘冈田的电话称，三木武夫(前经济企划厅长官，自由民主党反主流派)的随行人员平泽(日本《英文时报》主编)已抵波，欲见王大使；使馆请示如何处理。9月19日，中国外交部电告驻波兰使馆：可请平泽单独来馆，由我一般馆员接见，王大使不要接见，以避免造成中日在华沙会谈的印象；如日方提出三木访华，可签发他本人及其从日本同来的随员以过境签证，但不能包括冈田以及日本驻波兰使馆的其他随行人员。(80)外交部文件还说：三木武夫是日本执政党中一个重要派别的领袖，在党内代表自由民主倾向，是岸信介的反对派；他反对在更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政策，去年曾任岸内阁经济计划部部长，后辞职；据说他是岸信介下台后四个可能任首相的人选之一。(81)由此可见，中方十分注重对自民党内反对岸信介的派别领袖予以礼遇。

　　在冷战状态下，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往往会影响到中日政治家的交往。但是，周恩来坚持万隆会议主张的“求同存异”的原则，既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但又提出这不应影响双方的交往。1961年6月25日，周恩来在会见自民党国会议员宇都宫德马等时说：希望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朝着中日友好的方向走；我们对于凡有共同主张的朋友们都愿意接待；共产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不同，但我们要寻求共同点，缩小差别。(82)

　　对于同日本的交往，周恩来认为，要考虑到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要看问题的实质，认识到日本政治的多元性质，而不是一以概之。1964年4月，周恩来在接见松村谦三时，针对日本政治体制说：“如果从形式上看问题，你们的政府是敌视我们的，但是，我们还是邀请了你们。我们相处已有六七年了。我们把你们当作朋友看待，没有当敌人看待。我们要透过表面看实质。日本人民愿意同中国友好相处”；日本执政党中多数人也愿意恢复友好邦交。松村谦三解释说：有一点请谅解，“因为我们是自由阵营中的一员，同贵国情况不一样，把问题提交到国会上去讨论，要费很大周折”。周恩来说：“正是因为日本的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我们才不看表面现象而看实质。如果只看形式，看表面，台湾的‘大使馆’就在东京，我们的代表团为什么还进去？”(83)

　　在自民党内部也有这种胸怀远大之士。古井喜实就是这样一位。他在随同松村谦三访华后说：“中国的建设非常显著。对于这个事实，应该脱开对于共产主义政治的臧否、好恶，予以坦率的承认”(84)。他主张：“中国的前途如何，没有必要挑毛病。而应该抱着理解的态度”(85)。对于战后长期以来日本的中国认知，著名学者沟口雄三曾指出：“在冷战结构中，随着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的高速成长中恢复了自信，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的反共意识和经济上的优越感又再一次与战前蔑视中国的感情结合到一起”(86)。因此，指手画脚指责中国，就成为日本一些政治家和媒体根深蒂固的毛病。时至今日，我们再看古井喜实的主张，就可以认识到这位政治家的远见。古井喜实坚持认为：“打开日中关系，决不是没有可能，我深信以诚意和热情努力的话，必然会找到出路”(87)。为此，他积极追随松村谦三的对华政策。

　　“反主流派”代表人物松村谦三被称为是有东洋教养的人。他反对国家间按“先进”“后进”来划分，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先进的地方，应尊重个性。他尊崇中国的传统文化，其祖父和父亲都有很深的汉学修养，本人也在早稻田大学中国语科学习过。对于100多年来顽强苦斗追求独立和近代化的中国人民，松村谦三始终怀有敬意，认为：新中国的成立较之于共产主义，更是汉民族“自觉”所带来的胜利；中国人民都支持这个政府，是由于因此才实现了独立；中国政府虽然是共产主义政府，但是对于过去的资本家的权利和民间宗教都采取宽容的态度；他自己的最大希望就是中国像日本一样顺利发展，两国保持和平。(88)

　　石桥湛山是一位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战前即主张放弃殖民地统治的“小日本主义”，战后则力主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对岸信介签订《日美安保条约》也持批判态度。

　　高崎达之助则是一位“独立的国际人”，曾经代表日本参加万隆会议，对于会议精神中有关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要互相尊重不干涉内政，开展文化、经济交流，即使意见不同也不诉诸战争以及不使用原子武器、不发动战争等内容深表赞同。其实，“不使用原子武器”这条是高崎达之助提出的，他还记得在会上是周恩来首先赞成这一提议的。他曾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微笑着过来与他握手；周恩来能把不同意见的争论统一起来，因而“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还认为：战后日本尚不独立，依从美国并对美国过于客气；而与邻国中国和朝鲜的友好是自然而然的事；必须坦率地对于发动战争而带来的损害道歉。(89)正是通过与这些富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的真诚交往，中日关系得以突破障碍，得到恢复。

　　4.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长崎国旗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对岸信介政府展开坚决斗争，在日方通过苏联向中方解释后，依然采取了高压态势，因为中方明确看出，岸信介在搞两面派欺骗手法，中日关系不可能有大的转变。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对于日本中小商社依然予以个别照顾。到池田勇人内阁时期，中方则积极开展对日工作，首先派出中华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代表团访日，提出中日贸易三原则。在协商恢复中日民间贸易的过程中，中方显示了高度的灵活性。1962年11月15日，随同高崎达之助访华的全日空社长冈崎嘉平太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常务田林政吉在对外务省中国问题研究会的报告中说：这次与中共交涉，都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决定，可见中方的热诚；中方虽然准备了详细的协定文本，我方主张不采用协定形式，而是采取备忘录形式，商品数量以及金额都不公开。日方代表还向政府报告说：在这次交涉中，和平五原则以及政治、贸易的三原则的话均未提及；周恩来强调互惠平等；日方认为这个备忘录的性质是贸易三原则第一条和第二条的中间形式。(90)周恩来事后曾说：我们主张政经不可分，池田首相说政经可以分开，对于池田的说法，我基本不赞成，这是我们的立场；“但是，经济问题是不是有时候也可以单独加以解决呢？这还是可以找出办法的。所以我提出贸易三原则。第一条现在还办不到，就摆在那里作为目标，现在不能实现，要在恢复邦交以后才能实现。现在能够实现的是第二条和第三条，主要是第三条”(91)。其后，1964年8月，根据这个备忘录双方建立的联络事务所并没有赋予一定的外交特权，双方人员一次派遣驻期在一年以内，这样就避免了按指纹的规定。另外，对于悬挂国旗和使用暗码电报，则没有提及。

　　可以说，从国际关系大局把握中日外交走向是对日工作的基本战略，民间友好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根本基础，积极开展同日本富有远见政治家的交流则是打开中日关系的突破口。而在这中间，必须把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在这些方面，周恩来的外交智慧依然值得我们深深领会。

　　(作者系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特聘专家”，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信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