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长崎国旗事件后的对日外交【2】

　　二、长崎国旗事件后的对日外交

　　在中日关系处于严重局面的情况下，1958年6月12日，岸信介第二届内阁成立，继续重申其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贸易活动，但又不予正式外交承认的政策。对此，中国政府进行坚决斗争，揭露岸信介玩弄骗局的政策。

　　6月19日，日本官房长官赤城宗德在记者会上表示，不改变日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但主张日本政府应采取积极步骤，恢复与北京的贸易。但是，8月29日，日本政府对社会党议员佐多忠隆从北京带回的中国所提出的打开中日紧张关系之六项条件表态，认为完全办不到，并指责此六项条件无异是要日本完全投降。这六项条件是：(1)终止日本对北京的敌视政策，不再反复；(2)停止参与“两个中国”阴谋；(3)日本政府停止阻碍日本人民使东京、北京外交正常化之努力；(4)对长崎扯落旗帜事件，采取适当步骤(具体包括：日本政府派一正式代表团前往长崎，在那里悬起中国国旗；对扯下旗帜者，依侮辱国旗例严厉处罚；派正式代表团赴北京，为扯旗事件道歉)；(5)为了证明停止“两个中国”的阴谋，必须按以下形式发表声明，不能缺少一个文字，即“日本政府希望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关系并为此努力”；(6)在履行以上行动后，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团前往北京，就今后问题进行商谈，代表团的形式和人数由日本政府决定。(20)根据日方记载，在直接向日方提出六项条件时，廖承志还说：这种状态不会很长，希望日本有关公司和中小企业忍耐一下，不过，对于中国来说，五年十年也能忍受，并不会感到一点痛痒。(21)这表明了中方的坚定态度。

　　但是，日本还要开展对中贸易。1959年1月21日，岸信介向报界承认，日本政府希望与北京建立经济及文化关系，并考虑改变其目前之观望政策，以解决贸易僵局，但仍否认有牺牲台湾方面关系之任何意图。1月25日，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在演说中提到，建议与中国举行恢复贸易之大使级谈判，并愿意在政府协定下恢复贸易。

　　这时，日本还通过苏联向中方解释其外交政策。1958年10月，日本驻苏联使馆公使衔参赞都村新次郎对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贾丕才说：中国政府在考虑日中关系的问题时应该顾及日本的处境；日本政府认为，现在形成了“两个中国”，它打算在同台湾保持关系的同时，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22)12月10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将11月29日苏联驻日大使费德林同日本官房长官赤城宗德(中国外交部档案写为“赤木”，下同——引者注)的谈话纪要交给中方。赤城宗德说：日本切望同中国和其他邻国发展友好关系，并请求苏联协助改进中日关系。(23)他还说：在一次议会会议上，岸信介首相就中国国旗事件公开表示遗憾，虽然没有向中国送交书面的抱歉文件，却是因为日本政府不认为这种形式是妥当的；但这些愿望碰到了中国方面气势汹汹的言行，北京不断地刮来冷风，日本人认为这是对日本施加压力。(24)在回答是否放弃“两个中国”政策时，他说：他过去发表的“承认存在两个中国”的声明是错误的；但日本政府不可能忽视现状，虽然很困难；对“两个中国”情况作出法律的解释，可能会导致干涉别国内政(25)。另外，他还说：陈毅元帅不久前的声明实在太过分了(26)。他还声明：他们的意见反映政府的观点，虽然就此问题政府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27)中国外交部档案显示，该文件很快抄送给“主席、少奇、恩来、朱德、陈云、林彪”等中国最高领导人，可见中方对此的高度重视。

　　但是，中国方面对于岸信介政府既要恢复同中国的贸易，又敌视中国的做法，继续予以严厉谴责。1959年2月15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秘书长萧方洲在接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宿谷荣一时指出：中国人民看透了岸信介的骗局，他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则恢复中日贸易断无可能。当日，岸信介曾告诉记者，他正考虑向中共试探，与其举行大使级会谈。但是，2月16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为《岸信介的姿态骗不了人》的观察家评论。3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浅沼稻次郎一行时说：岸信介如果想做买卖，就应该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这要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障碍不在我们方面。(28)

　　不过，为了照顾日本一些中小企业的困难，中国政府采取了灵活政策。1959年2月12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会理事长安井郁等时说：“我们对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对它的经济困难是同情的。中小企业中确因贸易中断而发生困难，如有进步团体介绍和保证，个别来往，而数量又不大，可以考虑，但是不能为日本政府所利用”(29)。2月17日，日本“总评”事务局长岩井章由北京返回东京，向有关部门报告称：周恩来总理曾表示，愿由日“总评”担任中间人与日本中小商人恢复一部分贸易。此前，日本社会党曾介绍日本甘草协会来华，并于1958年8月23日达成协议。日方在香港同中国华润公司签订合同，由中方提供滑石600吨，甘草20吨。(30)1959年5月28日，中国全国总工会同日本“总评”介绍来中国洽谈生漆和栗子两种照顾物资供应问题的日本中国产生漆需给恳话会、日本甘栗加工商业协同组合的代表在广州谈妥，由中方供应日本20吨生漆，100吨栗子。(31)但是，日本政府却表示：将对此类贸易加以限制。(32)

　　对于日本政界一些要求恢复中日关系的努力，中国政府也作出真诚回应。1959年6月8日，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访华时，曾转来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于6月4日致周总理的信件。石桥湛山在信中说：最近两年半来日中关系比当时还要恶化，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仅仅是我们两国国民，对于世界也是非常不幸的；我虽然病后，但是无论什么时间都可访问阁下。(33)对于石桥湛山的来信，周恩来批示：“决定原则同意他来，由廖主任名义给他回复。”(34)6月21日，廖承志向石桥湛山回信，转达了周恩来欢迎其来访的表态。8月22日，周恩来又亲自致信石桥湛山说：我赞同阁下关于中日友好维护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不仅如此，这种愿望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35)在此期间，周恩来还邀请日本自民党顾问、前文部大臣松村谦三访华。(36)8月28日，岸信介也表示：原则上不反对前首相石桥湛山和前文部大臣松村谦三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前往中国大陆访问。

　　9月9日，石桥湛山到达北京。周恩来与陈毅在会见他时说：中日要恢复正常关系，日本政府必须排除敌视中国的政策，摆脱外来干涉，并且保证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7)但是，岸信介在对华问题上却依然搞两面派政策。石桥在回国并与岸信介等会晤后，对记者说：岸首相表示同意双方交互访问，但日本政府无意接受中国所提政治与贸易不可分之要求，并不准备改变现政府对台湾与美国之政策。10月20日，日本自民党顾问、前文部大臣松村谦三到达北京。周恩来在会见他时说：日本国内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令人担心，美日修改《美日安全条约》的目的是逐步使日本军国主义化，并更加敌视中国。中方还将以周总理名义正式邀请日本前通商产业大臣高崎达之助的信件交由松村谦三代转。

　　在与日本这些政治家交流的同时，中国政府对岸信介继续保持高压态势。1958年11月23日，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致电日本工商业者要求立即恢复中日贸易大会，重申“只有岸信介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罪恶政策，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中日贸易关系才能恢复”(38)。1959年5月7日，中国驻柬埔寨使馆致电外交部，请示：日外相藤山爱一郎访柬，柬政府组织我迎送，我不参加；另，日驻柬大使奉调回国，因他是使团长，我们拟参加欢送活动。(39)中国外交部复电：“岸信介仍在坚持敌视我国政策，为保持压力，不宜同日使馆人员来往。但日大使系使团团长，使团组织的欢送活动可适当参加。”(40)6月17日，中国驻波兰使馆致电外交部：日本使馆一秘要非正式访问我参赞，使馆应如何处理？(41)6月20日，外交部告使馆：日一秘可能是日外务省前中国科科长冈田晃，冈田此次调波兰的可能是，就中日关系问题向我刺探，了解中美谈判的情况，作为日政府考虑中国问题的参考；日一秘要求接触系岸信介两面手法的一部分，我应不加理睬，继续对岸施加压力。(42)8月17日，广东外事处致电外交部：日驻港副领事2人曾到港中旅社询问想来我国参观事，应如何对待？(43)8月22日，外交部复电广东外事处：应拒绝；如日副领事再来问港中旅社，可告，业经请示国内，有关方面认为，由于日本岸信介政府对中国采取不友好的态度政策，不能同意你们的要求。(44)

　　1960年4月10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岸信介政府一天不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关系就一天不可能改善。中日关系目前的不正常状态，其责任完全在于岸信介政府”。(45)6月17日，周恩来在廖承志关于目前反美斗争具体安排报告的批示稿中，在“口号”一项中增写了“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岸信介血腥统治的民主斗争”等内容。(46)

　　1960年7月18日，池田勇人当选日本新首相。中日关系开始出现转机。日本通产大臣石井光次郎在7月25日声称：日本需要与中共贸易，但目前还不是开始贸易的时候。但是，在同日，日方又称：日本不反对中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率代表团访日。7月29日，刘宁一率中国代表团前往东京参加日本工会“总评”第15次定期大会及第六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全面裁军世界大会。这是长崎国旗事件之后，中国首次派官员访日。8月16日，周恩来会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一行。同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发表关于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联合声明。9月18日，中国对外文协和日中友协在北京发表关于中日两国人民间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共同声明。这些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的部分恢复。

　　在中日贸易问题上，中方此时又提出了贸易三原则，展现了在坚持一定原则的基础上恢复双方贸易的可能性。1960年8月27日，周恩来在会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首次提出中日贸易三原则，并重申两国关系的政治三原则(政治三原则在周恩来1958年8月会见社会党议员佐多忠隆时就提出，即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不要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新提出的中日贸易三原则是：(1)政府协定；(2)民间合同；(3)个别照顾。周恩来说：过去中日双方曾经搞过民间团体协定，想通过民间协定来发展中日贸易；经过岸信介政府这一段期间，证明这种做法行不通；岸信介不承认、不保证民间协定的实施，并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来破坏它；我们不能容忍这种行动，只好将中日贸易来往停了两年多；根据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中日贸易如果能逐渐恢复起来，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但是，池田政府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现在提出贸易三原则；日中贸易促进会可以根据上述中日贸易三原则，对你们认为友好的、有可能做的、对双方都有利的生意，可以进行介绍。(47)周恩来又指出：在没有政府协定之前，如果日本某企业同中国某公司表示友好，根据双方需要可以签订定期贸易合同。(48)在此，中国方面显示出一定的灵活性。

　　9月10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拥护宪法特别委员长穗积七郎时，将8月27日会见铃木一雄时关于中日关系和中日贸易问题的谈话记录交给他。周恩来说：中日两国不应该采取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形式，要谈就应该举行部长级会谈，如果日本现首相或部长要来中国，北京机场对他们是开放的，但需要承认政治三原则。(49)9月22日，日中友协等16个团体的代表举行会议，在听取穗积七郎访问中国的报告后，一致决定力争恢复日中邦交和日中贸易。

　　但是，对于如何恢复中日关系，中方还是十分慎重的。8月5日，日本共同社编辑局长电请周恩来总理，就中日关系问题给予答复。当外交部请示时，周恩来指示：“暂时静观，不作直接批评。因此不予答复为宜”；因为“如果对新井从假定出发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反而会使池田提高身价，造成我急于要打开中日关系的印象”。(50)

　　10月11日，周恩来在会见原日本万隆会议首席代表高崎达之助时，重申改善中日关系之起码条件：(1)中、日两国不应互相敌视；(2)中国承认日本，日本不应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3)日本不应阻挠而应促进中日两国关系向着正常化方向发展。在会谈中，高崎提出了日方邀请廖承志访日，要中方邀请前首相吉田茂，日本飞机送天鹅来，高崎从北京坐飞机回日本等要求。周恩来则一一批驳说明。在后一次谈话中，周恩来指出：中日间的政治问题必须由日本派部长以上人物来中国谈。(51)这期间，周恩来对于开展中日民间交流非常关心。到了1961年，中日民间友好交流有了很大发展。截至该年10月上旬，中方派出9个代表团访日，日本访华代表团则有38个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左派和中间人士)。(52)

　　1960年10月21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发表施政演说表示，日本政府一方面牢守作为自由国家之基本立场，一方面将依照和平外交政策，培植与共产党国家之友好关系；并认为“基于互相尊重之立场以及不干涉内政之原则而改善我们与中国大陆之关系，是有其需要的”。12月16日，日本政府宣布放宽对中共的贸易管制，同意日商今后可用英镑转卖中国大陆之货物。12月29日，包括日本首相参加的外交问题会议发表声明称：根据国际法，日本不能承认北京政权；但希望中共同意恢复1958年停止之两国民间贸易。1961年9月29日，池田首相在众议院宣布：日本反对“两个中国”的政策。

　　1962年7月14日，日本自民党选举，池田连任总裁，这就使得其对华政策能够继续向前发展。7月21日，日本国际贸易推广委员会宣称：将邀请中共人员来商谈贸易问题。8月6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向报界说：池田首相在和前首相石桥湛山举行会议后，已命令他研究改组日中进出口协会，并设立一个政府支持的新机构，以促进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据称，现行那种利用北京所指定的日本“友好商社”进行贸易的制度，只包括中小商社180家，而石桥前首相的意见是，必须扩大到大型贸易公司，并要推销日本肥料和其他农业化学品。(53)

　　这一时期，在日本方面，对于打开日中关系，形成了松村(谦三)构想和冈崎(嘉平太)构想。松村构想的主要内容是从农业方面的日中经济协力人手，逐渐向一般经济领域扩大，渐次地打开日中关系。而冈崎构想则是在松村构想的基础上，要突破友好商社贸易体制，使贸易正常化，把对中贸易商社按照业别组织起来结成与中方交流的团体，这种业别团体是开放的，随着业种不断扩大，最终形成日中输出入组合。(54)此后，松村谦三和高崎达之助相继访华。不过，日本外务省依然明确规定：“从对外关系上考虑，政府要严格避免在形式上的介入和斡旋”。(55)

　　9月11日，松村谦三就访华事宜与大平正芳外相会谈。会谈中，松村谦三说：他曾对中国来访者说，贵国农业上困难相当严重，应该放弃三原则、五原则这样的老调，现实地进口肥料和农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他还对中国来访者说，自己上次访中时，周总理在欢送会上讲，要互不伤害两国的政治体制，站在相互信赖的立场上，开展经济和文化交流，我(指松村谦三——引者注)对此完全有同感，要以此为原则发展两国关系。松村谦三还认为：中方的态度比上次已有变化，如同意高崎带领财界人士一同访问，对于松村访问时有许多记者随行，也表示同意。(56)

　　9月15日，周恩来、陈毅与到访的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会谈。双方同意扩大中日民间贸易，并开始酝酿民间贸易备忘录，并一致认为，应采取渐进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正常化。根据日方外交文件显示，会谈时中方坚持政治、经济三原则，但是同意贸易的累积发展方式，并且在友好商社问题上也表现出弹性。在会谈中，中方提出，友好商社方式应按照过去一样保持。而日本方面则提出，有贸易希望的商社都可指定为友好商社，并且为了突破友好商社体制，应按照品牌、团体的联合体进行贸易。对此，中方也显示出同意的态度。(57)

　　10月6日，日本内阁决定仿效西欧，放宽对中国大陆贸易办法，扩展对中贸易，派前通产大臣高崎达之助率代表团前往，并建议达成一项为期5年的“全面贸易办法”。10月27日，高崎达之助一行34人到达北京后，周恩来、陈毅同他们就民间贸易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会谈。11月9日，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在北京签订为期5年的《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备忘录》。该备忘录主要原则是：根据当年9月间周恩来和松村谦三关于扩大中日贸易会谈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渐进的、积累的方式，进一步发展两国的民间贸易。12月1日，池田勇人首相正式批准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备忘录，规定自1963年起，每年双方互易5000万美元的货物。根据这个贸易备忘录，1964年的中日贸易额为3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后，中日贸易额不断扩大，到1967年时，甚至超过日台贸易额。这也标志着中日关系已经得到基本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