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逝世前后的日子【4】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

　　韩宗琦担负起晚辈的责任。为周恩来理了20余年发的北京饭店的朱师傅，为周恩来理完了最后一次发后，悄悄地将一缕灰白头发保存了下来

　　1976年1月8日中午，送周恩来遗体的车队从北门开进了北京医院。

　　周恩来遗体运到北京医院太平间后，医护人员和警卫、秘书兵分两路，分头处理后事：第一路即医护人员对周恩来的遗体进行解剖；第二路即身边人员去为周恩来准备寿衣与骨灰盒。

　　遗体解剖，也是周恩来的遗愿。他曾说过希望他死后，医院要做病理解剖，以利于弄清楚癌症的发展和死亡原因，为医学事业作最后的贡献。

　　根据负责遗体解剖的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回忆：“当人们慢慢将被单掀开，露出总理消瘦的面容和腹部的几处手术伤疤的时候，大家的心里都十分难过，当报告各个主要的脏器都有癌瘤转移的时候，有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音。”

　　遗体解剖后，接下来就是理发、化妆整容、穿衣等身后的事务。

　　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一直想为住院的周恩来理发，可是都被周恩来婉拒了，结果周恩来整整8个月没有理发刮胡子。直到周恩来逝世，朱师傅才接到了去理发的通知。他说什么也不相信这个噩耗，带着徒弟赶到北京医院，结果是在太平间里见到了永远沉睡的周恩来。而眼前这个“脱了形”的周恩来他几乎认不出来了。

　　韩宗琦在一边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多涂肥皂，刀子弄快一点，手法轻一点，千万不要把总理的脸给刮破了任何一点。”

　　朱师傅握着一把刮胡刀，望着周恩来的遗容，心里好似翻江倒海，手中这把刮胡刀好像是一把岁月之刀，先是刮去了黑胡须，又刮去灰胡须，再刮去白胡须……不大一会，周恩来的脸上干干净净了，没有一处破损。

　　朱师傅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整容任务，直起腰，望着周恩来遗容，眼泪又流了出来，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周恩来理发，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周恩来的面容。他在打扫地上头发时，特意将一缕灰白头发悄悄地收了起来，他想保存周恩来一缕发丝以寄托自己的无限思念。

　　在朱师傅为周恩来理发时，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等人也从西花厅把周恩来的衣服找来了。

　　当时，邓颖超明确地告诉卫士们：“不要做新衣服，要选总理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结果工作人员在周恩来穿过的所有衣服里找来找去，不是太旧就是有补丁，而且内衣和内裤几乎没有不打补丁的。最后只能选了一套周恩来冬天穿的灰色中山装，虽说旧了些，好歹没有补丁；一件布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换了领子和袖口。这几件衣服，有的穿了几年，有的甚至穿了十几年。当他们把衣服选好后请邓颖超认定时，邓颖超含着眼泪点点头说：“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钱了，新的旧的都一样，最后一把火都要烧掉的。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责怪你们，那也是暂时的。”

　　工作人员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了北京医院。韩宗琦接过包袱，打开一看，顿时就火了，这些衣服竟然没有一件是新的。他不由得气愤地冲着周恩来的卫士们喊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行不行啊？……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张树迎、高振普等人听着他的这番指责，无话可说。因为他们知道韩宗琦父辈和周恩来、邓颖超有着深厚的交情，韩宗琦也算是周恩来、邓颖超的一位晚辈。这一次，他主动请缨，要求负责周恩来的后事，已经不完全是出自一个医生的责任心，很大程度上他觉得自己是晚辈，应该尽自己的孝道。

　　韩宗琦渐渐平息了火气。他也知道，周恩来最后连一件新衣服也没有穿，卫士们心里也很难受，也很不是滋味，冲他们发火也没有用。后来韩宗琦知道邓颖超是为尊重周恩来生前节省的习惯，不得已而为之，他这才无奈地收下了“寿衣”。

　　换完衣服，就该最后一项——化妆。

　　由于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周恩来已经非常消瘦，眼眶两颊塌陷得很厉害。对于周恩来的整容，邓颖超曾经对韩宗琦专门做过交代：“不要把恩来整理得像擦胭脂抹粉这种，要带一些病容，因为他是病了那么久的一个人。”

　　夜间11点钟，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周恩来遗体被安放到北京医院那间只有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里，前面没有过道，一扇门直通户外。周恩来遗体停放在屋子中间，四周放着塑料盆花，紧贴四壁放着几层花圈。除了站立几个守灵人员外，所剩空间仅够吊唁者成单行走一小圈了。

　　这个条件十分简陋并且十分狭小的太平间，就是首都各界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灵堂。

　　邓颖超前去审查，结果她老人家流着眼泪，满意地点了头。特别是周恩来的遗容，没有上胭脂，只是上了一点点色。让人一看，虽然带有生病的样子，但神态十分平静，好像安睡一样。

　　紧接着，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与周恩来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选购骨灰盒。那里的负责人拿出两种骨灰盒来，一种装饰性的东西较多，价钱较贵；另一种便宜，花色也可以。他们觉得贵的那种显得不太素雅和庄重，便决定依据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喜好买那种便宜的。不想那便宜的当时只剩两个：一个掉了一块漆皮；一个是漆皮完整，但盒盖不太好用，开起来有点费劲。他们想骨灰装进去后是不会经常打开盖的。就选择了漆皮完整但开合不便的骨灰盒。

　　回来后，张树迎和高振普向邓颖超做了汇报，并请她过目。邓颖超说：“不用看了，全权委托给你们了。骨灰盒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那么讲究。”

　　为避免大批亲属来京参加吊唁，邓颖超特意口述了一份电文，告诉外地的亲属们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不要来京。电文大意是：人已经死了，亲属来了非但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是一笔浪费，还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去工作，这才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她还交代说：“等我死的时候也不许他们来北京。”就这样，周恩来家乡淮安与在外地工作的亲戚们接到电报后，按照邓颖超的电报的意思都没有进京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