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国统区文化抗战轶事【5】

　　关心文化人的生活

　　周恩来很重视文化人士的人身安全和生活。皖南事变发生后，文工会的许多人员因谴责国民党政权破坏抗日的倒行逆施而遭监视。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在撤退干部的同时，“党外同情分子也应立即通知他们分批转移到南洋、香港，并助其旅费”。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对党和非党干部及所联系的同情分子的撤退、疏散和隐蔽，作了慎重周密的分析研究，拟出党和非党干部部分人员撤留安排的名单，对聚集重庆、桂林的著名文化人，具体分析了每个人的情况和处境，决定：一、留下部分同志在重庆、桂林坚持工作，如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欧阳予倩等，他们在社会上名望很高，国民党一时还不敢轻率动手；二、大部分需要撤退转移的，责成文委尽快动员安排去香港、延安、苏北和南洋以及内地各县。仅1-5月，安排离渝的达100多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十分关心这些人的安全，急电周恩来：许多重要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这批人中，有的是文化界的精英，要不惜任何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区。周恩来据此电示精神，急电香港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将香港朋友接到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可来重庆，戏剧界朋友可由夏衍组织一个旅行团，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1942年3月12日，周恩来又致函郭沫若，请他约老舍一起，会面共商对到达广西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济办法。3月17日，周恩来电示方方、张文彬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邹韬奋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按月送津贴，邹本人去苏北转华北。”4月9日，周恩来在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沦陷时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情况的汇报时，特别关注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周恩来曾经从各方面关心邹韬奋。当得悉国民党下令通缉邹韬奋后，周恩来立即电告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以后，通过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邹韬奋暂时避居于广东梅县江头村。七八月间，周恩来派人转告邹韬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作用，建议他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转赴延安。不久，邹韬奋被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从1942年1月至5月，从香港抢救出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300多人，保存了文化界的精英。6月14日，周恩来写信给柳亚子，关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他“重整南社旧业”。

　　南方局除了对文化人士进行力所能及的资助外，周恩来还指示《新华日报》呼吁当局保障和改善文艺作家的生活：“提供稿费版税，要求政府予有计划的实际帮助”，同时提出“爱护文艺作家，器重文艺作家，培养和提拔文艺作家，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不仅是文艺界同人本身应该奋斗的事，而且也是‘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不可分离的任务。”1945年1月，《新华日报》刊登《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缘起》启事，呼吁社会各界人士为文化人士捐款：“抗战七年，文艺界同人坚守岗位，为抗建之宣传，勖军民人人忠勇，未曾少懈。近三年来，生活倍加艰苦，稿酬日益低微，于是因贫而病，或呻吟于病榻，或惨死于异乡，卧病则全家断炊，死亡则妻小同弃，”“特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

　　抗战时期，周恩来对文化界人士及其他抗战朋友经济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心，一直没有间断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中间人士之所以由误解共产党到了解共产党，靠拢共产党，有的直至最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除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作用外，与周恩来个人高尚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

　　来源：《世纪风采》2015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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