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国统区文化抗战轶事【2】

　　领导政治部第三厅及文化工作委员会开展文化抗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是国统区公开的合法的政府文化机构。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抗战基地。

　　1938年2月6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周恩来任副部长，主管第三厅的工作，即抗日宣传工作。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

　　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筹组第三厅干部人选，制定第三厅的工作方针。上海成为孤岛以后，武汉成为了国统区内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全国各地涌入武汉的文艺界知名人士、爱国知识青年很多。他们的生活大都没有基本的保障，但他们的抗日热情都很高。周恩来考虑如果把他们收揽进第三厅，能够壮大抗日阵营的宣传队伍，推动全国抗战的广泛开展；同时也可以进一步让他们了解中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因此，政治部建立后，周恩来同陈诚、黄琪翔等国民党政要及中共代表团的博古、董必武等人多次商议第三厅的组织机构、人员安排、宣传方针、活动方式等问题，对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

　　在第三厅筹组过程中，郭沫若由于其学识、才能及其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成为国共两党共同想到和共同接受的厅长人选。为促成郭沫若、阳翰笙这些进步的文化界名人参加第三厅的工作，周恩来于1938 年2 月17 日致信郭沫若，希望他来武汉就职，并嘱咐其说服田汉、胡愈之来武汉工作。郭沫若自日本回国后对到第三厅工作存在顾虑，因为他考虑到政治部其他各厅厅长都是国民党骨干分子，很难合作。他曾提出:“让我处在自由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经过周恩来耐心地说服和解释，郭沫若服从了党的决定，乃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

　　2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在重庆的阳翰笙，催他速至武汉筹组政治部第三厅”。阳翰笙到武汉后，周恩来向他阐述参加第三厅工作的重要性说：“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我们拿着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民众，也可以宣传士兵。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意义就在这里。大家应该热情地又很清醒、很有警惕地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

　　当时，国民党也希望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据阳翰笙分析，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有周恩来、郭沫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可以延揽大批文化、学术、文学艺术各界著名人士，同时将第三厅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国民党为控制第三厅，任命复兴社的刘健群为第三厅的副厅长。周恩来领导郭沫若等人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巧妙的斗争，他们均未出席前几次部务会议。2月24日，周恩来致函郭沫若，说明在与陈诚的谈话中得知第三厅副厅长人选问题出现转机，“认为郭可以回武汉就职”，但嘱其“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以便依此作第三厅工作方针”。3月1日，刘健群因桃色事件离开武汉，郭沫若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回到政治部第三厅。为确保该厅工作的顺利进行，郭沫若向陈诚提出了人事、经费自定、工作计划三项条件，在获得陈诚首肯后才正式出任第三厅厅长，阳翰笙被任命为第三厅主任秘书。

　　为确保第三厅的实权掌握在抗日派手中，周恩来多次与郭沫若、阳翰笙等人商定了第三厅的具体人事安排。周恩来希望把三厅组建成为团结社会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机构，广泛吸收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加入这个抗日大本营。第三厅内各处、科干部人选一般是阳翰笙先同郭沫若商量，然后请示周恩来，由周恩来最后决定。经过反复协商，他们最终确定了第三厅内三个处的干部人选，胡愈之为第五处处长；田汉为第六处处长；范寿康为第七处处长。政治部第三厅干部的配备体现了周恩来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团结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文化界共同抗战的思想。该厅成为当时国共两党及与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人士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在该厅各处、科干部中有共产党员阳翰笙、田汉、冯乃超、董维健等；有救国会的徐寿轩和张志让等；还有原国民党武汉行营政训处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郑用之。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的努力下，第三厅招揽了田汉、阳翰笙、洪深、徐悲鸿、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冼星海、张署、叶浅予、马彦祥等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加入，同时还联络到了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参与抗日宣传，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宣传阵容。当时，社会上盛称第三厅为“名流内阁”。大部分干部配备就绪后，1938年4月1日，第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

　　在武汉时期，周恩来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第三厅的抗日宣传鼓动工作。白天，他在政治部办公，晚上才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他的工作总是那样有条不紊。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用强烈的词句表达他对周恩来的钦佩和赞叹：“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不紊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共产党利用第三厅这个公开合法的机构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开展了大量抗日宣传活动。

　　在武汉失守迁移重庆后，人员减少，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第三厅仍坚持开展各种活动，深入前线后方，宣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宣传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与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主张完全对立。因此，国民党顽固派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便对第三厅活动进行限制，对各地演剧队、宣传队、战地文化服务社等进行迫害。对第三厅人员也步步紧逼，三次强迫第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1940年8月，蒋介石竟下手谕，要求“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第三厅”。第三厅的党组织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亲自找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提出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派的文化人，都在社会上很有名望，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你们不要他们，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张治中一听感到事情严重，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随即召见了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等人，说要在政治部里面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宗旨是对文化进行研究，要第三厅的人留下来继续工作。郭沫若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恩来说：“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

　　1940年10月，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新组建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作机构。它的委员、工作人员中，包容了比三厅更广泛的各界代表人物，如沈雁冰、舒舍予（老舍），陶行知、邓初民、翦伯赞、胡风等记者、诗人、作家、教育家、历史学者、作曲家。虽然文工会不能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活动，但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大批进步人士通过举办学术讲座、给文人祝寿和创作进步剧本等方式对抗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文工会从1940年10月成立到1945年初解散的时间里，利用合法地位团结了文化界广大进步人士，为抗战、民主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哲学、历史、经济、文艺理论、文学创作等研究方面以及以学术活动广泛联系群众，推动民主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特别是文工会的戏剧运动的巨大成功，离不开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周恩来向来喜欢文学艺术，深谙戏剧创作的真谛。他以真诚而细致的态度与作家交流，诚恳的提出意见和建议，逐渐成为文化工作者的知音和诤友。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剧本写好后，首先请周恩来看。周恩来对每一幕都提了意见，细致到对词语的运用上。《棠棣之花》演出成功后，周恩来让《新华日报》编专刊，对其进行大力宣传。《屈原》一剧，无论是最初的编写还是后来的演出，都得到了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1942年初，当得知郭沫若开始创作《屈原》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与郭沬若展开讨论。周恩来说：“屈原在当时受迫害，才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现在我们也受迫害，这个题材好！” 并于3月7日致信郭沫若：“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剧本写成后，周恩来特别嘱咐，中华剧艺社要配用一流的演员，一流的舞美和配乐。同时由《新华日报》出版《屈原》演出特刊，经过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成就了《屈原》不朽的艺术价值。《屈原》的巨大成功，使戏剧家的创作方向从现实主义题材逐渐转向历史剧题材，以更隐蔽的方式巧妙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广泛传播了进步文化，引导文化工作走上了民主斗争的新阶段。1945年，文工会的解散便是民主斗争新阶段的体现。

　　周恩来领导的第三厅和文工会文化界人士，共同书写了文化抗战光辉的篇章，彰显了文化在抗战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