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国统区文化抗战轶事【4】

　　尊重文化人与文化人交朋友

　　由于历史原因，周恩来在国民党上层和爱国人士中本来就有很多朋友。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武汉和重庆以后，他交往面十分广泛，重叙旧情，广结新交，开诚合作，其中很多就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周恩来以他的真诚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

　　对于文化界人士，周恩来是尊重有加的。上海、南京失守以后，各地文化界人士云集武汉，第三厅不可能把他们都容纳进去。周恩来在筹组政治部第三厅的同时，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把云集武汉的众多的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为了这件事，周恩来特地拜访冯玉祥，请正在他那帮助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来主持文协。1938年3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大会上，激动地讲道：“今天到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诸位先知先觉，是民族的先驱者，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作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首次公开与广大作家交流意见，对知识分子的赞赏与尊重溢于言表，很是鼓舞人心。

　　邹韬奋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所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周恩来在武汉第一次同他见面，就好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样。他对邹韬奋说：“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谈话中，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他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周恩来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在皖南事变以后一段时间里，周恩来晚上经常在新华日报营业部二楼会见各方面人士，不仅同他们谈团结抗战，而且一起谈历史、谈哲学、谈文学、谈经济，结交了许多朋友。对科学技术界的朋友，周恩来嘱咐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同他们广泛交往，推动他们组织起来，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周恩来经常关心座谈会的活动，同他们恳谈，帮助他们认清时局和抗战前途。有一天，他和董必武邀请“自然科学座谈会”7位科学家到《新华日报》编辑部共进午餐，为科学家梁希庆祝六十寿辰。梁希激动地说：“我无家无室，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回去后，梁希夜不能寐，起身作三首七律，两首送给周恩来，一首送给新华日报社。

　　周恩来不仅自己广交朋友，还指示国统区的党员干部利用社会职业勤交朋友。1942年，夏衍从香港来重庆，周恩来多次与他推心置腹地交谈。周恩来说，勤交朋友，要尽可能多交朋友。“你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你在广州、桂林、香港办报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国民党的党政军方面的人，和一些‘左翼’以外的文化界人士也交上了朋友。”“现在到了重庆，交朋友方面要更广一些，对在政治上、文艺思想上意见不同的人，对他们也要和和气气，切忌剑拔弩张，这方面我们犯过错误吃过亏，千万不要再犯。”他又说：“你是搞戏剧电影的，在重庆就有许多可以团结和这方面必须团结的人。”这样，夏衍就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在重庆撰文为生。

　　周恩来在同朋友交往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待人以诚。他总是尊重对方，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照顾到对方的困难和接受程度，以平等的态度同人家交换意见。他对夏衍说过：“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这是周恩来能在这方面取得重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