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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何反复强调独立自主

罗平汉

2019年11月28日15:4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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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张闻天反复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必须警惕可能出现的右倾偏向,坚持反对阶级投降主义。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如此重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对党内可能出现的右倾保持高度警惕?

  “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面抗战由此开始。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18日,蒋介石正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统辖三个师,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八路军总部所属三个师的番号。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张闻天十分关注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讨论平津失陷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发扬其每个进步,批评其动摇与妥协。反对急躁病,不断推动它前进,逼它前进。另一方面,合作并不是投降,反对满足、迁就的投降倾向。”“提出我党独立的积极的主张,提出保障抗战胜利的办法,来号召与团结全国群众,迫使蒋走向我们方面,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认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洛川召开。在2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尽管国民党还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还是要坚持联合他。既要防止“左”的急躁病,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国民党,使其在日本进攻及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继续前进;但另方面也要防止右的尾巴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要认清中共有保持独立组织和批评的自由。张闻天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掉自己的立场,不要轻易相信人家。我们只是在抗战问题上与人家联合,而内部是有矛盾的。”“目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虽有基本转变,但合作还只是初步成功,并没有完全成功,完全成功还要有相当时期。总之,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好的赞扬,坏的批评。”24日,张闻天又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在谈到有关方针的问题时,他再次指出:“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中共应起决定的作用。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

  8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重点讨论统一战线问题,而且在讨论的题目中,第一个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首先发言。他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

  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中共参加政府的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强调“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这次会议三天前,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这个谈话的发表,实际上是蒋介石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毛泽东很快对蒋介石的谈话做出回应。9月29日,他写作了《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即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共产党的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国共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再重申,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9月30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强调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时,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保安队均须进行政治上的整理,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任何游击队区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10月2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又致电秦、叶,令项英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并指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即项英——引者注)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

  10月1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刘晓等人,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做斗争。”“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只有使国民党感觉到群众对于自己的不满与压迫,才能推动它在各方面的彻底转变。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能延长他的错误政策的寿命。”“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在改组国民党,然后及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的开展。”10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等,提出在山西须坚持与阎锡山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但原则问题决不让步。

  11月12日,即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因此,“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11月15日,毛泽东在复电周恩来并告朱德、彭德怀等时又指出:“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因为国民党及阎黄卫(指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引者注)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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