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何反复强调独立自主【3】

　　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教训

　　中共与国民党曾经有过合作的历史，即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固然造成了大革命的高潮，中共的力量及其影响也随之扩大，但这次国共合作给共产党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致使大批的共产党员及共产党的追随者、同情者遭受其残酷的屠杀。像毛泽东这样经历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兴起到破裂全过程的中共领导人，对于当年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在处理国共关系时，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的进逼却一再妥协退让，从而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有着深切的感受。因而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看来，要防止大革命失败那样的悲剧重演，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时，就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应防止右的倾向，警惕右倾危险。

　　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为贯彻中共八七会议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组织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开创了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中，毛泽东与蒋介石指挥各自领导的军队在战场上直接较量。张闻天则在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后，也经历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红军长征。他们又共同领导了西安事变前后中共方面与蒋介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开展的谈判。因此，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不同，毛泽东和张闻天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本质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立场，不会随着国共再次合作和全面抗战局面的到来而改变，唯有保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与国民党既团结又斗争，中共才能生存和发展。

　　国民党当时是掌握全国政权的党，不但有其政治资源也有其经济资源，国民党的党员有官可做，有相对丰厚的物质待遇，在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的情况下，这对于中共党内的一些人难免有很大的诱惑力。而且国民党的历史比中共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中共党内的大多数成员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加入组织的，但由于没有参加大革命的经历，对大革命后期右倾错误的危害没有切身体会，缺乏在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因此，毛泽东、张闻天认为，必须谨防有的人经受不住国民党方面当官发财的引诱。

　　实际上，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国共合作刚刚实现之时，张闻天、毛泽东就曾对为何“目前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作了解释。张闻天认为，原因之一是“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性愈要增长，这是因为统一战线本身就包含右倾危险”。另一个原因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不够，党对于土地革命已有丰富的经验，而对其他斗争方式并不熟悉，而“我们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国民党是一个统治全国的党，钱、人、地位都有，它还有相当的经验”，这样，党内一些不健全的分子就可能受其影响；同时，党内“农民成分多，容易受人欺骗与引诱，女人、金钱、地位对有些人诱惑力很大，人家只要一灌米汤，就轻于相信”，这也是内部容易产生右倾危险的因素之一。

　　毛泽东也就此解释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共面临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即1937年9月1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发表《少号召多建议》一文，提出：“在国策还未确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多作政治的号召，使国策能够早点确定下来。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标新立异以鸣高？大家应该是集中力量、培养力量之不遑，那能再存彼此派别之见，在明争暗斗中再消耗一丝一毫的国力。”——引者注），等等情况。”“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面临的这种异常复杂情况，使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对党内可能出现的右倾危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再强调要保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坚决反对阶级投降主义。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得国家人事部等七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文革”前夜的中国》《“大跃进”的发动》《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一至三集和《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回看毛泽东》等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