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何反复强调独立自主【2】

　　对蒋介石“编共而不容共”的警惕

　　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何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将反右倾投降问题如此严重地提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此前的国共谈判过程中，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消灭至少削弱共产党力量的目标，这就不能不使中共领导人对蒋介石保持高度的戒心。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就合作事宜进行谈判。1937年2月8日，蒋介石致电其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提出在与周恩来谈判时，“我方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甚当易商量”。在随后与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进行的谈判中，周恩来发现，蒋介石“始终不承认国共合作，而看作红军投降，似无共产党独立地位”，而蒋本人“因为他成功地解决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问题，使红军再陷孤立，因此暗下决心要把‘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根绝净尽’”。当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确定为六七万，编制为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时，蒋介石2月16日指示顾祝同说：“当西安事变前只允编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明言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有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其余人数，准由中央为之设法编并与安置，但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实际上拒绝了中共的要求。同一天，蒋介石还在其日记中写道：“考虑大局，决定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更以独立自主为基础。”

　　1937年2月2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较大幅度地调整了国民党政策，确认了和平统一、修改宪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诸原则，间接地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即便如此，国民党仍在重谈取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政权的老调。会议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提出要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用周恩来的话说，“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周恩来所说的这个“文章”，就是要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政权。所以这个决议案污蔑中共“封建割裂专制残酷之策略，及其以国际组织为背景，而破坏国家统一之行动与宣传，实与建国立人之要旨绝对相反”，“故赤祸之必须根绝，乃为维护吾国家民族至当不易之大道”。

　　在以后的国共谈判中，国民党方面千方百计地限制中共军队的编制与人数，虽然答应红军可以改编为三个师，但又提出每师人数只能是一万人，总数三万人。蒋介石还对周恩来说，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个人合作，还说共产党说话不算话，希望这次能够改变，能与他永久合作。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蒋介石知道“共产党不会无条件地拥护他，而他又不能满足于党外合作，故他要我们想新的办法，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可以放松一些”。周恩来曾问蒋介石有何具体办法使中共能与他永久合作，而蒋却再三说没有，而是要中共方面商量。显然，蒋介石想要的办法，就是中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有军队有政权的党，而是共产党熔化到国民党中，维护他的领袖地位。

　　中共方面“商量”的结果，形成了《民族统一纲领（草案）》，由周恩来携带于6月上旬前往庐山同蒋介石再次进行谈判。不料，蒋见周后，却将这个文件撇在一边，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并且在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以上不能设总司令部，只能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国民党派正的官长，边区自己推举副的，中共派代表参加民国大会时“不以共党名义出席”等。蒋介石这些无理要求，中共方面自然无法接受，这次谈判实际上是无果而终。

　　随后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周恩来再次前往庐山同蒋介石会谈，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介石，而这时蒋的态度却十分冷淡。据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接着，日本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下定全面抗战的决心，并于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事实上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无疑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对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同时也一再提醒各级干部，一定要防止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发生右倾危险。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共合作的建立，党内相继发生了若干在国共合作时丧失原则性、迁就国民党的事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何鸣事件。何鸣曾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等职，坚持了闽粤边的游击战争。1937年2月后，何鸣通过国民党报纸了解到已发生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向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汇报后，于这年5月开始同粤军第一五七师进行停战谈判，并于6月26日达成合作抗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的“六二六政治协定”，较早地开创了局部地区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但是，由于何鸣对国共合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没有执行南委提出的“驻防地应在我游击区”的指示，将红军游击队带往漳浦县城集中改编，以致发生近千名游击队员被国民党第一五七师缴械的“漳浦事件”（即何鸣事件）。

　　抗战爆发之后，又相继发生了屈从国民党解散中共领导的群众团体的事件。1937年春，中共陇东特委曾不顾国民党方面的限制，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七七事变后，中共陇东特委的一些人却自动解散这些进步团体。这年8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出通告，提出要取缔中共所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其他进步团体。迫于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中共陕西地方组织中的一些人，未坚持斗争，于9月间自动解散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要该会的一些干部参加国民党包办的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设计委员会。中共中央对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这种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10月7日，张闻天起草了《关于取消“西救”的错误及处理办法的指示》，指出：“西救（即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引者注）的取消是没有原则的”，“取消自己有长期斗争历史的‘西救’，这实是投降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同国民党这批老爷们没有残酷的斗争，没有必要的进攻的行动，它是不会前进的，也不会向我们让步的。”

　　上述这些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未建立前，必须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后，必须注意克服党内可能出现的阶级投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