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用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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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充分调动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使新中国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迅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为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用和限制政策，对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如何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论述中国共产党“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时，普遍的倾向是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利用资本主义与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两种策略对立起来，一般只关注、研究中国共产党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笔者认为，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项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共实施“限制私人资本”，乃是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迅速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与党采取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充分调动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

　　一、“限制私人资本”是利用资本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以往旧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在经济上，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起决定和领导作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革命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拓更广阔的道路。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指除垄断资本以外的一般中等规模的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私人资本主义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也有其消极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的保护政策中已含有限制的内容，即主张节制私人垄断资本，但当时主要是利用，限制的内容仅仅只针对于垄断性的企业。

　　中国共产党关于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思想的首次阐述见于1948年9月15日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提纲》指出：“为了使私人资本不起这种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还要使它成为国营经济在组织小生产者的合作事业中的一个帮手，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适当地加强国家的管制与监督。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在根本上是很危险的，也是很错误的。”“我们在经济政策上必须实行一条明确的阶级路线。这条路线应该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415—416页。)《提纲》还特别提出：“我们如果把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等同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把一切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向资本家的要求表示无原则的让步，向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投降，那我们就不可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能加强反而削弱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而在实际上则是建设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张闻天选集》，第416页。)

　　毛泽东在同年10月给刘少奇的信中，对东北局报送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作了修改，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他解释说：“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做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限制资本主义”的思想被写进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发展，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及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得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都是要依各地、各业及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而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的。……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很快地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92—593页。)

　　以上观点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保护民族工商业”方针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认识到：对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要加以限制和淘汰，更多地推动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树立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从而确保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1952年1月5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4次常务委员会上说：“人民政府所保护和欢迎的是那些拥护《共同纲领》，服从政府法令的工商业家，而不是那些不受领导和限制而想自由发展、盲目生产，贪图暴利的工商业家。中国的工商业家如果按《共同纲领》的方向发展，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服从国营经济和国家生产计划的领导，那么，他们的出路是光明的，他们不但在目前时期可以充分地发展他们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而且在将来全国转入社会主义的时期，也一定可以得到工作的机会，并且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周恩来还指出：“私人经济事业如果不受限制、不受领导而任其自由发展，则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将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回复到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殖民地的经济。”(《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2页。)

　　周恩来的讲话说明，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战略高度来认识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现实意义的。而这个战略思想又是基于一个根本认识，那就是如何看待新中国的社会基本矛盾。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声明，新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因此，我们更能理解刘少奇在1948年12月22日讲到的：“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我们是否允许它发展？允许。在一定范围以内允许它发展，这种有限制的发展，用不着我们害怕。但不能不加以限制，不限制便可怕。因此，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对资本主义是采取限制政策，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圈子内。它一定要超出，我们一定不准超出，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允许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斗争的口号。”(《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这段话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这个“斗争”。斗争的结果如何呢？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最后的胜利属于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中清楚地指出：“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末年，即1952年的‘三反’、‘五反’的斗争，开始造成了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在‘三反’、‘五反’运动以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工人阶级还没有对于资产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就还保持着很大的威风。‘三反’、‘五反’的斗争唤起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自觉，打退了资产阶级用‘五毒’行为向国家机关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使资产阶级原有的威风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扫地以尽；在一部分中小企业中资本家虽然还有一些余威，但是也比过去大大低落了。”(《建国以来重要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150页。)这个决议很好地解读了中国共产党限制私人资本的战略构想，即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既要利用又要限制资本主义，而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