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与西安事变的几个问题

《蒋介石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陆续对外开放，已引起国内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日记》的开放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视窗，增添了许多新资料。蒋介石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撰写的日记，虽对当时一些关键人物和事件的记述过于简略，或者是有意隐匿，致使后人研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颇感困难。但蒋介石作为西安事变重要当事人，他当年撰写的日记，仍不失为研究这一事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况且，这份原始日记，较之1937年初他命陈布雷代笔的用来作宣传使用的《西安半月记》更接近于真实，史料价值更高些。《日记》的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西安事变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新的契机。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

酿成西安事变的原因，周恩来早在1946年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时就指出：在东北沦丧、华北危亡之秋，全民奋起，挽危救亡，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种潮流“已无可阻止”，可是“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在事变前夕《日记》里披露的事实，可以印证周恩来的这个论断。

蒋介石亲临西北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并未收到成效。张、杨（特别是张）坚持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甚至当面斥责蒋下令枪杀参加纪念“一二九”集会游行的西安学生的行径。张本来有恩于蒋，蒋在铲除异已、统一中国过程中，得到过张的鼎力相助。九一八事变后，政见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昔日这对情同手足的挚友渐行渐远，甚至反目成仇。

面对外敌入侵，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从蒋10月下旬到西北，至西安事变爆发近两个月时间里，张无数次劝蒋停止剿共内战、共同抗日，均遭到蒋的拒绝和痛斥。蒋对张的看法和态度，亦随之骤变。12月10日，蒋在西安严词批驳了张的抗日主张，拒绝了张率部赴绥远抗日的请求。在当天的日记里，他把张描绘成一个“小事精明，心志不定”的人，“可悲也”，并表示以后与“汉卿说话，不可太重”（以往他与张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他觉得12月10日“下午与汉卿谈话”，结果“心甚悲愤”。蒋当面痛斥、谩骂张的那些重话，《日记》避而不谈。第二天，蒋在黎天才面前发泄的那些对张的不满言论和情绪，却被黎天才记录了下来。

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早年参加中共，曾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四一二事变后他被捕叛变，投靠奉系，后被张学良重用，成为张情报工作的主持人，西安事变前任西北“剿匪”总部政训处副处长。事变爆发后，张、杨发表的八项救国主张通电就出自黎天才之手。黎成了张的重要心腹和谋士。对张身边的这样一位情报高手，蒋十分青睐，极力拉拢，企图使黎效忠南京，成为自己埋藏在张身边的一个耳目。

12月11日的《蒋介石日记》记载：“黎天才与孙蔚如（杨部）二人忽来求见。其实此二人乃张、杨派来探察余是否仍在行辕也。”这是蒋介石的无端猜想。其实，黎天才12月11日到临潼华清池面蒋非是主动“求见”，而是被蒋“召见”。对此，黎在其《自传》中有详细记载：“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四时，蒋孝先忽由临潼给我电话，说蒋要见我，我当时请示了张，去不去？张说为什么不去，听听他说些什么。”黎到华清池刚被叫进屋，蒋的态度还算和缓，让黎与他并肩而坐，对黎说：“数年来，我一直把你看作是我的同志，是我的学生。”接着，蒋严厉谴责张学良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问黎：“你知道张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要干什么？”黎答：“张副司令对委员长居心无他，他近来的抗日主张，乃由于其所属干部一般情绪反映。”蒋不相信，说：“这都是共产党代表你们制造的假士气。”还说：“如果真有这种情绪，九一八事变之后，随时都可以和日本人拼命，何至闹到今天这种局面？”蒋对西安出版的报刊公开点名批评他十分恼火，说：“我走遍全中国，没有一个省份的报纸来批评我，我不想在我最信任部属管辖区域，居然有此等现象发生”，“一个好好的西安城”，被你们“闹得这样乌烟瘴气”。他问黎天才：“听说此前被驱逐出境的那个高崇民，又秘密地回来了，是吗？”他又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名单，其中包括高崇民、孙铭九、应德田、栗又文等。蒋问黎天才：这些人“是不是都住在张副司令公馆里”？张学良身边的这些人，蒋视为眼中钉，称作“坏分子”、“恶化分子”、“勾结共产党为非作歹的人”，必欲去之而后快。蒋介石对张学良在处置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游行事件中，既代表当局安抚学生，又代表学生向蒋提请愿要求的做法耿耿于怀，极端反感。他对黎天才说：张“做两方面的代表，这真是古今中外的大笑话……我看他的脑子是被这批恶化分子搅乱了，你回去劝他清醒清醒，告诉他，一人绝对不能代表两方面”。蒋再次强调反对张、杨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对黎说：“我明白对你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都在我手里。你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对国家是严重的犯罪。”黎委婉地回答说：“往年委员长在南昌的时候，常常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说法，我认为时至今日客观情势和以前不同了，今天应该九分政治一分军事便够了。”蒋听到这里，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我对你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顶天立地做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假设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就应该无条件地服从我——忠实于我。”

正因为蒋介石10日下午当面痛斥和谩骂了张学良，次日又在黎天才面前发泄了对张学良的强烈不满，11日晚间军事会议和聚餐时他发现“汉卿今日形态之奇异”、“形色匆忙，精神慌[恍]惚”，便认定是因为“彼听得余对黎天才训诫之言，使彼心不安”；或者是“其为昨日闻余切训，使彼不乐而已”。蒋对张顿起疑心，担心发生意外，有意唤待从室主任钱大钧前来，叮嘱他对“行辕警卫应特别加严”。然因睡眠时间已到，未召钱来。蒋的生活习惯是每晚10时前入睡，过时会失眠。

蒋介石认为，张、杨此前不积极“剿共”，使红军在西北的势力壮大；现在又不接受他新提出的进剿计划，便决定将他们及其所部调离西北，派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军来西北“剿共”。事变前，蒋的重要将领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等已被召至西安。蒋准备任命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接替张学良的职务；同时，拟任命卫立煌为晋陕宁绥四省边区总指挥，任命朱绍良为西线总指挥官，任命陈继承为南线指挥官，陈诚则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蒋介石在12月10日的日记里明确地写下了他近期要做的八件事，其中第一、二项是派中央军进驻陕甘。万耀煌部一个师已入陕进驻咸阳；“陕南派廿八师进剿，抑派四十师乎？”“樊军决派陕北”。樊崧甫部第四十六军，西安事变前驻防于陇海路的潼关与洛阳间，当时是派往陕北最近的中央军。蒋介石预定要做的第四件事是“发表蒋卫名义”，公开发表蒋鼎文、卫立煌的上述职务，这就意味着张学良、杨虎城被完全取代，进攻陕甘红军的指挥权完全落入蒋介石及其亲信手中。《日记》的上述记载，说明当时坊间传说的蒋让邵力子嘱《大公报》记者发表蒋已调蒋鼎文、卫立煌等来陕，接替张、杨剿共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蒋介石为了推行其新的进剿陕甘红军的计划，落实上述部署，12月11日晚在其行辕（临潼华清池）举行军事会议，“召集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及中央各将领”参加。杨虎城和于学忠因准备次日凌晨的“兵谏”行动托辞缺席。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对张、杨采取行动前，他就成了张、杨的“阶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