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与西安事变的几个问题【2】

谁打响了西安事变第一枪

2006年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时，《凤凰周刊》（2006年第36期）的一篇署名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2008年11月24日《北京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更直白地说：西安事变“捉蒋”的“主将是王玉瓒”。

在东北军两个卫队营共同参加的攻打华清池、捉拿蒋介石的战斗中，以王玉瓒为营长的卫队一营和以孙铭九为营长的卫队二营，在进攻的时间上孰先孰后？在这场战斗中的贡献和功劳上孰大孰小？上述文章的作者都忿忿不平，《凤凰周刊》署名文章作者颇为感慨地写道：“从西安事变到1979年，长达40年间，王玉瓒捉蒋的经历鲜为人知。与此同时，当年的二营营长孙铭九，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关于他自己捉蒋过程的文章”，并指出：“此前，关于西安事变的细节，众说纷纭。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在众多史书的描写中，成为率兵打进华清池头道门并活捉蒋介石的‘英雄’。”作者仅仅根据王玉瓒家属提供的资料，就声称王玉瓒在12日凌晨4时许率兵冲入华清池二道门，与蒋的卫队开战后，“二营孙铭九部的50余人，才赶到二道门内加入战斗”。据此，他“认定最先进攻华清池的是卫队一营的加强连”，临潼捉蒋的主将是王玉瓒。

诚如两篇文章作者说的那样，相当长时间里，国内出版的回忆录或史学论著，在谈到西安事变捉蒋时，大多只提孙铭九的卫队二营，不提王玉瓒的卫队一营。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不全面、不公平的。可是，为什么会是这种局面呢？真如他们所写的那样，是因孙铭九杜撰的那些文章造成的吗？我们认为值得认真研究。

历史事实是东北军的两个卫队营都参加了攻打华清池、捉拿蒋介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都发挥了作用，立下了功劳。但是不能把两者的作用和贡献等同看待，更不能主次颠倒。大量史料表明，孙铭九的卫队二营在这场战斗中肩负的是主攻任务，他们发挥的作用与贡献更大些。我们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一提到临潼捉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孙铭九、卫队二营的原因所在。上述结论，有下列事实为证：

其一，张学良对捉蒋所做的战斗部署。张学良深知，对蒋实行“兵谏”，就好像“把天捅个窟窿”，必将惊天动地，举世震惊。因之，事先他在极端秘密的状况下和极短的时间内，做了认真、细致的准备，特别是对挑选直接去华清池捉蒋的人慎之又慎，既要考虑是否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要考虑对自己是否绝对忠诚，是否听从指挥。经再三斟酌，张决定派卫队二营七连去华清池捉蒋，但考虑到营长孙铭九缺少作战经验，特派飞机把远在甘肃平凉的东北军一○五师二旅旅长唐君尧接来西安，担任内线作战总指挥。12月11日下午，张学良向唐交代作战任务，说：“我派卫队二营第七连跟你去，连长张万山，人很干练。另外有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也去，他俩很有胆量，枪法很准，发挥他俩射击术的特长，一枪一个，就可以很迅速地突进院里。第七连的弟兄们也接受过充分训练。孙铭九营长也随队照料，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当天傍晚，张学良又把负责守卫华清池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召至公馆，命令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的卫队一营加强连届时也要参加战斗，协同作战。

张对派去直接捉蒋的指挥人员都分别谈过话，还亲自带领白凤翔、刘桂五以谒蒋为名到华清池蒋的住处，让他们熟悉那里的地形。

其二，张学良对孙铭九更加信赖。王玉瓒、孙铭九作为东北军两个卫队营的营长，都深得张的信任和重用。但比较而言，张对孙铭九更加信赖。孙铭九当时是东北军中少壮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对张忠心耿耿，是张的重要亲信。1936年夏张为联共抗日，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孙铭九担任这个组织的行动部长。凡有重要、机密的任务，张往往都派孙铭九去完成。1936年4月，张去延安与周恩来会谈，孙铭九作为随从参谋陪同前往。同年8月28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逮捕了“西北剿匪”总部的人员，张闻讯勃然大怒，立命随行参谋室负责人孙铭九率卫队营一个连前去查抄省党部，解救被捕人员。接着，孙铭九作为中校随行参谋转任卫队二营营长。中共与红军的代表来西安会见张学良，张大多是责成孙铭九负责保护与接待，有时索性就安排在孙宅住宿。就以这次华清池捉蒋来说，只是到了12月11日傍晚张在院里偶遇王玉瓒，才唤他进城到张公馆，向他交代这项任务；而对孙铭九，则在几天前张、杨确定对蒋实行“兵谏”后，就让他参与了准备工作。

其三，《蒋介石日记》详细记述了蒋介石12日清晨逃离华清池、在骊山被捉的大致经过，并明确无误地写明了逮捕他的人是孙铭九。蒋写道：闻枪声，知东北军“叛变”，跳墙时摔伤腰部，在卫士搀扶下艰难逃至山巅，遇东北军密集火力阻击，无奈退回山腰，藏于一岩穴中。后来“叛兵乃登山搜索，行至余穴之前后者约二次，并未发现。忽闻离余穴约二十余步之外，有人被执，与叛兵问答，余闻其音，乃知为（蒋）孝镇，尚在余之附近，不忍离也。余乃知孝镇被执，则余穴必发觉，以叛兵皆知孝镇为平日侍余最忠实之侍从也。叛兵乃在其附近尽力搜查。在余洞穴之上，闻一叛兵曰：‘这里有一个着便衣的。’另一叛兵曰：‘此必委员长。’前一叛兵应声曰：‘先击他一枪再说。’另一叛兵曰：‘不要胡乱！’余闻此言，乃知叛兵中尚有能明大义者。少顷，叛兵即问曰：‘你是谁？’余应之曰：‘余即蒋委员长。’问曰：‘你是委员长吗？请委员长暂驻。’余曰：‘余为蒋委员长，今既为你等所执，你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为你之上官，除枪毙余之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叛兵曰：‘你为我们中国救星，又为我国领袖，我们无敢加以侮辱，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此时，叛兵向天空连发三枪，声言委员长已在此地，未几有一营长前来，向余跪泣，余不知其所以然，乃问其姓名，彼答余乃沈鸣九（应为孙铭九）……乃知围攻行辕部队，为张之卫队第二营”。蒋介石与孙铭九和王玉瓒均无任何瓜葛，蒋不会偏袒或褒贬他俩中的任何人。蒋《日记》中的上述记载应该是真实的。

《凤凰周刊》署名文章作者认定王玉瓒是“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人，是临潼捉蒋的主将，一个重要根据是1981年全国政协文史办为纪念西安事变45周年而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他说“与会诸多当事人”“拨去历史的重重迷雾，认定最先进攻华清池的是卫队一营的加强连。即是说，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是王玉瓒。”果真如此吗？请看事实：张魁堂（原全国政协文史办负责人，也是1981年那次座谈会的主持人）无论是在1990年发表的《临潼扣蒋的兵力部署和主要的指挥官》（见《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1辑）一文中，还是在1994年出版的有关西安事变的专著里，他根据这次座谈会核实的资料，写了扣蒋经过：“张学良早在9日即向王以哲、刘多荃宣布扣蒋决心，并拟定了内外两线部署……内线由第二营派一个连去华清池扣留蒋介石，由原守卫华清池大门的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协同作战……内线部队因孙铭九得讯比较早，已先后于9日、10日两天将一连多队伍推进到灞桥镇宿营。11日下午，张学良从华清池回西安时，要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随他进城，交代他夜间协同第二营执行捉蒋任务。12日凌晨2时，王玉瓒乘摩托车出发，令驻十里铺的骑兵连与灞桥镇的手枪排急行军跟进……队伍抵华清池后，卫队第一营撤去大门警戒，并收缴驻禹王庙宪兵的枪械。3时40分，扣蒋队伍进入华清池，二道门卫兵抵抗，被击倒。第一、第二营队伍拥入二道门，从左右两方面展开攻击……第二营的队伍先冲进五间厅，发现蒋介石已不见了……”“搜山令下，卫队第一、第二营在华清池已集中了约600人的队伍，拉开距离向骊山方向搜索……孙铭九听见士兵喊声，立即走上前去，只见蒋介石身穿古铜色绸棉袍，白衬裤，光着一只脚……”

究竟谁是攻打华清池“捉蒋”的主将，谁是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人？读了上述事实，读者自己可作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