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爱经过【5】

　　建议搞清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是否到街头叫卖过《新华日报》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时时关注着外界有关周恩来的报道。多年来，邓颖超对有关周恩来的宣传一直采取“不过问、不干涉”的“两不”原则。但她在对亲人和战友不溢美的同时，也不希望一些与历史不符的细节掺杂进来。

　　1977年以后，一些报刊不断地发表纪念周恩来的文章，其中有人提到这样一件事：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曾经到街上叫卖《新华日报》。邓颖超认为此事可能与史实有些出入，因为在她的印象中，周恩来并没有到街头卖过报纸。1978年8月，邓颖超在北京接见重庆红岩纪念馆负责同志时，就周恩来是否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到重庆大街上叫卖过报纸一事指出：“此事最好要搞清楚，这是你们红岩的责任。……对恩来的宣传一定要实事求是。”

　　后来，相关同志回重庆后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得到的情况是：1941年2月6日，周恩来从外面回到中共南方局办公地曾家岩时，有人向他报告，一批国民党宪兵把今天的《新华日报》扣留了。周恩来得知情况后非常气愤，当即前往宪兵连，向宪兵连长提出抗议，并要求把扣留的报纸无条件归还，但宪兵连长有恃无恐，拒不理睬。周恩来表示，如果不退还被无理扣留的《新华日报》，他就坚决不离开宪兵连。就这样，周恩来等人站在2月的寒风里，一直在小巷里坚持了几个小时。最后，周恩来的举动惊动了国民党高层，宪兵连长只好归还了扣留的《新华日报》。得到这些已经过了上市时间的报纸后，周恩来在同志们的簇拥下离开那条巷子。一路上，围观者甚众，周恩来遂把手中的《新华日报》散发给那些关心皖南事变真相的群众。

　　调查结束后，重庆方面的同志向邓颖超汇报了上述情况，并表示：“总理叫卖过报纸，不仅不影响他的形象，反而会让人感到周总理在复杂的环境中，领导艺术的高超。”此事得到确认后，邓颖超很欣慰。她表示：“只要是真的，就可以这样写了，但历史是不容掺半颗沙子的！”

　　1982年，邓颖超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部分同志谈话时，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要求他们替她向上海有关部门转达意见。邓颖超这次提到的问题，是上海市委在思南路107号当年以周恩来名字命名的公馆旧址上筹组周恩来纪念馆一事。

　　一年前，邓颖超到上海视察时，曾经到过公馆旧址。参观时，她就对陪同人员叮嘱过：“纪念馆不应该叫周公馆，要改为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当年我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中共代表团这个名字不能拿出来，现在是人民的上海，共产党领导下的么。为什么不把这个光辉的名字拿出来呢？”然而让邓颖超感到遗憾的是，在她离开上海以后，思南路上的纪念馆仍然以周恩来故居命名，她感到非常不安。

　　这次，邓颖超在中南海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时，重申了意见：“思南路不能说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的故居，那是我们到南京后，在上海建的一个活动点。当时用别人的名义租不到房子，只能用周恩来同志的名义，所以人们叫它周公馆。实际上，除了周恩来外，董老（董必武）、罗迈、（陆）定一、（廖）承志等同志都住在那里。陈家康、乔冠华、龚澎住在三楼。来来往往许多人都住过的。所以最好把名字改过来，叫它中共驻沪办事处还是合适的。”

　　根据邓颖超的意见，上海市委及时地把思南路上的周恩来纪念馆更名为中共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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