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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爱经过

窦应泰

2018年01月10日15:1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向日本友人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

  1987年9月30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宴请来访的日本客人竹入义胜等人。竹入义胜曾多次来华访问。席间,邓颖超首次向日本客人和陪同的中日友协负责人孙平化等,谈到了她早年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

  邓颖超对客人回忆说:“1919年我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恩来同志在日本留学。《雨中岚山》那首诗就是恩来同志那个时候作的。五四运动后,五六月间恩来回国。当时女同学中间都说有一位青年叫周恩来,大家都很喜欢他。有一天召开群众大会,抗议山东军阀杀害一名爱国志士。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戴鸭舌帽的青年,穿一身绿不绿黄不黄的衣服和一双白色皮鞋。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心想周恩来原来就是这样,觉得这个人不错。恩来同志也知道我,但彼此都没有进一步接触。后来天津成立了觉悟社,恩来和我都是这个组织里的成员。恩来是学生会机关的负责人,我搞学生运动,彼此开始有接触。那时,我看恩来同别人谈话,谈的时间很长。我是一个少女,他找我谈话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那个时代封建习俗很重,反对男女接触,男女授受不亲。我们组织也有规定,相约从事学生运动期间彼此不谈恋爱,不结婚。当时组织成员二十几个人都这样约束自己。”

  邓颖超继续告诉日本客人:“那时,恩来同志宣传独身主义,还发表过论文。这篇文章现在找不到了。当时我想,我们都来帮助他实现他的独身主义。那时我自己也未确立结婚观。十几岁时受封建社会的压抑,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限制妇女那套清规戒律十分反感。看到坐花轿的妇女,我就想,这个女子这下子算完了,所以我也未想结婚。后来又觉得一个人生活总不是个办法,想来想去还是应该结婚才对。不过对终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草率行事,同时组织上有规定。那时我并未恋爱。到了1920年,有点唯物主义的思想了,看大家都结婚,觉得自己也应该结婚。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对理想对象的形象,心里应该有个描画,具体的就省略不说了,在恩来同志身上,有几点是合乎条件的,但还没有产生要相爱的想法。”

  关于周恩来留法期间的情况,邓颖超是这样追忆的:“不久,恩来同志去法国留学,我在天津当教员,彼此常通信。来信中,话里话外也有含意。不过我未动心,不相信他的话。因为我有一位女同学和恩来很熟,很要好,也在法国。我判断恩来同志会和我这位女同学好,所以一直未考虑他的意见。但是,恩来同志继续不断来信,提出进一步要求,说和那位女同学政治上合不来,已经不来往了。来信写得越来越明确,要和我明确关系。我倒不那么急,回信也不快,我想还需要和母亲商量商量,而恩来同志则书信频繁,信越来越多越快,催我表态。1923年我们明确了恋爱关系。从1923年到1925年之间,我们通信就很少谈爱情方面的事了,主要是谈思想,谈国家的命运,谈革命工作。1925年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东(注:实际上周恩来是1924年9月初从法国回到广州)工作。我去广东同恩来同志结了婚,没有举行结婚仪式。……我们结婚后,一直未谈过当初相识的往事。解放十多年后,有一天,恩来同志说起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彼此相识的往事,说那时我是第一个登台发言的,两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了,眼睛也变小了……”

  关于和周恩来结婚的问题,邓颖超曾于1988年4月撰写了《西花厅忆旧》,谈到此事。邓颖超说:“我们是经过三年时间,有选择地确定了我们的相爱关系。又经历了三年的考验,一直等到党中央调你回国,才在我们两地党的组织同意下,我从天津到广州,于1925年8月结婚了。当时,我们要求民主,要求革新,要求革命,对旧社会一切的封建束缚,一切旧风俗,都要彻底消除。我们那时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你的侄辈让你讲你我的恋爱故事,你曾说,就是看到我能坚持革命。我也看到你这一点。所以,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基石和保证。我与你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把我们的相爱深化到人民中间,融化在同志之间,融化在朋友之间,融化在青年儿童一代。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邓颖超的这些话,就是她与周恩来一生至爱的总结。

  虽说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但仍然有许多友人参加了他们的婚宴。据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回忆说:“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8月8日在广州结婚。当时,革命形势动荡,工作非常紧张,他们无暇举行婚礼。可是,张治中告诉我,周、邓虽无婚礼仪式,但确实举行过庆贺,他亲身参加了。地点在广州旧汉民路一家规模不大的西餐菜馆。张还记得当时邓演达、恽代英、熊雄、高语罕、鲁易、邓中夏、陈延年等都在场。气氛热烈,宾主尽欢,还闹了酒。到60年代初期,周、张因公同机由京飞穗。在闲谈中,张忆及往事,笑着对周说:你们结婚30多年了,应该旧地重游,到太平餐室吃饭纪念。周当时会心地笑了。任务完毕,周果然请张到老地点聚会了一次。”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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