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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爱经过

窦应泰

2018年01月10日15:1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谈到觉悟社时,邓颖超说:“觉悟社不能说是共产主义小组,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都有些。党成立时,很多人在所在地加入了党。觉悟社只能说是对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做了些组织上的准备。有些人不是实事求是,好像把什么功劳都放在周恩来身上,他是出了名的,但还有许多死难的同志连个名字也没有留下来。还有,遇到争论,总是想方设法一定要找有个正确意见的人,那就是周恩来。这样做往往会浪费时间,不能落实。这不是实事求是。”

  1982年秋冬之际,《周恩来传》的样稿送到了西花厅。邓颖超出于种种考虑,于12月5日才给写作组负责人写信,再一次表明了态度,其中有这样的叮嘱:“总之,你们在写周恩来时,对他既不要颂得过高,也不要贬,应当实事求是。”

  1989年春,《周恩来传》公开出版发行后,邓颖超这才把此书的主要执笔者金冲及请进中南海,提出对此书的阅读意见。直到这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才知道,此前他们送进中南海的样书,邓颖超并没有阅读,因为她担心过早地发表意见,很可能影响写作组同志的思路。她认为应该让同志们按照掌握的史实秉笔直书。当她看到书已公开发行,才表示了个人意见。

  邓颖超说:“你们请我先看,我没有看,现在书已经出版了才提意见。我想这也无妨,出版了也允许别人提意见。比如沙基惨案,恩来同志也是参加了群众队伍的。当时三个人一排,机枪扫射过来,恩来同志两旁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件事可以说明恩来同群众的关系,他总是勇于站在第一线。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领导群众斗争,也是他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险情。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没有同什么人讲过。但他恰恰同我谈过两次,所以印象很深。……为什么这件事恩来要对我讲呢?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他到广州后不久,那时我们刚刚结婚,他还不太忙,还有时间,所以偶尔和我谈一谈。希望你们再版时把这个内容补充上。”

  邓颖超又说:“说句老实话,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话后由他再来贯彻,所以有人觉得你们在这一段写得不够。恩来同志当时对前方后方包括军事上许多事都管。这一点同你们说明一下。当然,有些事写不写也没有关系,恩来同志也不赞成把他的功绩写得有多大,但实际情况在咱们的谈话中可以交流一下。”

  1990年春,中央决定出版《周恩来选集》。编辑人员再次前往西花厅聆听邓颖超的意见。邓颖超仍然像接待《周恩来传》写作组时一样,不想参与更多,只在某些细节上进行核对。

  邓颖超说:“继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事变。当时我正临产,住在医院里。开始有广东区委军委三个同志照料,后来他们都被捕牺牲了。亏了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把我藏了起来,才没有被捕。家被查封了,但没有把门封死,我就叫保姆回去取衣服。看到了恩来从上海打来的电报,叫我赶快离开广州到上海登报找他。好心的医生把我和母亲送上由广州到上海的轮船,到上海正是1927年5月1日。我以母亲的名字在报上登广告,找伍豪(周恩来当时的化名)。说你长期不回家,现在我带着女儿来找你了,见报后马上到旅馆来找我们,等等。周恩来见报以后马上就过来把我们接走了。后来到了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党中央就发动南昌起义,恩来奉命去了南昌。那次离家,恩来并没有说到哪儿去,我也没有问他到哪儿去,双方都恪守组织纪律,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后来报纸报道了南昌起义,我才知道恩来他在南昌。”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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