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前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复杂、最艰难的一个时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本文摘自《共和国震撼瞬间》,孟昭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49年5月下旬,周恩来、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分别同在北平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上海团联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频繁接触,商议通过成立新政协筹备会来进行各项筹备工作的问题。 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开幕之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绝大多数,在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以新民主主义建立新中国两个基本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基本一致。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6期) 《文史参考》2011年第16期(8月下)封面 周恩来苦心排九大主席台座位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天见报的新闻照片上,人们看到主席台前排正中是毛泽东,毛的左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编者按:《世纪桥》发表文章《出卖邓恩铭的叛徒是谁?其最终下场如何?》。文中记述王复元利用担任山东党组织重要职务之便,多次贪污公款。
周恩来和毛泽东(资料图) 毛泽东问:“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 1972年12月,风云变幻的北京。清查林彪集团刚刚结束,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编者按: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答问录》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答问录,收录了周恩来同志1936年至1971年期间接受中外记者采访以及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答问、散发的声明等文稿64篇,约30万字;书中同时收录83幅珍贵历史图片,图文并茂。
1972年5月,周恩来在检查身体时发现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但他不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重大贡献。
【论点摘编】 孙占元、张文臻在《周恩来的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刊于《河北学刊》2017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周恩来在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征程中,青少年时期提出“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强调中华民族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为“复兴我们中华民族”而战并深刻阐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真正含义,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团结一切力量,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共同“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周恩来在关于民族复兴奋斗目标的探索中,先后确定了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为中国的工业化和“一五”计划的实施呕心沥血,继而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号召。
作者: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杨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非常重视,他经常强调: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不能因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周恩来曾20多次莅临祖国西南边疆云南,他对云南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出了不少具体指示和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管国家民族事务,他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尤其是对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有着深刻的认识,走出了一条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民族化与各民族干部交流合作之路。 一、培养民族干部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应普遍而有计划地进行 周恩来非常重视民族工作与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每当论及民族工作,“几乎都要讲到民族干部问题”(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