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学勇瞻仰周恩来故居。淮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戚寿余,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局长孙晓燕,淮安区委书记徐子佳陪同参观。
1979年6月,我从山东奉调回京到国家计委工作。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我和在京的孩子—起住在国家计委安排的三间宿舍里。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斯林(中)瞻仰周恩来纪念馆 6月2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斯林瞻仰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淮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姚晓东,淮安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森,淮安市淮安区委书记徐子佳,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局长孙晓燕,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副局长张凌云、徐建华,周恩来纪念馆副馆长顾永丰等陪同。
蒋卓庆向周恩来总理汉白玉雕像敬献花篮 6月6日,江苏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蒋卓庆等一行到淮安瞻仰了周恩来纪念馆和周恩来故居。淮安市委副书记张彤,淮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晓雷,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局长孙晓燕,周恩来纪念馆馆长陈明等陪同。
“周总理拉着我的手说:赵炜啊,等我死后,一定要照顾好邓大姐。”5月31日,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的赵炜来到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向该校师生深情讲述“淮安媳妇邓颖超”的故事时如是说。
1952年,我参加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开始和周总理接触。那年8月,我随周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
在“文革”大动乱中,周总理殚精竭虑支撑了这个局面,那时候他的处境也是很困难的,他一方面不能违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决心,同时又要跟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斗争,还要千方百计保护革命干部。“文化大革命”一闹起来要抄我们的家,要批斗我们,周总理就及时下了决心:让我们搬到国务院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