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周恩来的一份电报:1949年究问浙江大学"拒竺"风波

　　当年蒋介石对竺可桢颇为看重，竺出任浙大校长就是蒋的“钦点”。不过，当时竺可桢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书呆子，一个“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的书生。新中国成立在即，周恩来问起竺可桢“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不是没有来由的。

　　竺可桢（1890—1974），中国科学院院士，气象地理学家。我国近代地理学和近代气象学的奠基人

　　本文原载《历史学家茶座》第16辑，原题为“1949年周恩来究问浙江大学‘拒竺’风波始末（上）”

　　最近，读到了一份刚刚披露的周恩来的电报，即1949年7月9日《关于浙大学生拒绝竺可桢返校事给华东局的电报》。周恩来在电报中说：“华东局并转谭（谭震林，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军区政委）、王（王建安，当时任浙江军区司令员）：闻最近浙大学生提出拒绝竺可桢返校，据我们所知，竺过去在于子三事件中，同情学运，今春当蒋党用飞机迫其离沪时，亦设法逃避。此次拒竺事件，详情如何？竺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学运方面有否偏向，盼查明详告。”

　　这一电报发表于最近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1949年6月～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以下是笔者对此的解读。

　　作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

　　众所周知，从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至战后乃至内战即将结束时的1949年，竺可桢为浙江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可谓竭尽全力、废寝忘食；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担任校长的13年之中，崛起于“文军长征”的西南，进而挺身为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那么，何以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在浙江大学却发生了一桩匪夷所思的“拒竺事件”？甚至曾负责领导国统区地下斗争的周恩来也为此特别关注竺可桢“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并怀疑当时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杭州学生运动“有否偏向”？显然，很有必要重新解读这一段历史。

　　竺可桢当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可谓宜人。从他的资历来说，竺可桢先后就读于新式学校的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期间还参加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此后他即以“科学救国”的理念，开始了漫长的报效祖国的历程，先后授教于武昌高师、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等，以教授气象学和地理学成为中国此一领域的一代宗师。随后，竺可桢又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继又任教于南开大学等，并筹建了中国第一家气象研究所，后又专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多年的科学工作实践和大学、书局经历的锤炼，使竺可桢成为一名卓越的科学家和文化人，有此作为铺垫，到了战前的1936年，他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家乡、也即中国文化大省浙江的一位校长——浙江大学校长。随后，在他的主持之下，该校由先前的一所地方性大学一变而为全国瞩目的名校，俨然可与北大、清华、南开等相媲美。此后，所谓慷慨悲歌，抗战中的浙大实行“西迁”，竺校长率领全校师生辗转数省而弦歌不辍，期间还培养出了李政道等一批青年才俊，以致当年亲赴浙大参观的李约瑟先生盛誉其为“东方剑桥”。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13年之中，浙大从原来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系（最多时达30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也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千余人，先后沾沐竺校长教育思想而成为国家高级专门人才的浙大学生（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也达3500余人，换言之，这些人才后来几乎全是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那么，竺可桢是何以做到了这些的呢？或者可以这样发问：后来竺校长受到学生运动的冲击，那些予人以柄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些东西，曾成就了竺可桢和浙江大学，而在沧桑鼎革之际，它却不免受到了质疑，并进而成为让人讨嫌的东西了。

　　竺可桢就任校长时，鉴于前任校长郭任远（郭为心理学家）的失败，自始就对办学方针有所规划，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力求贯彻既吸收传统精华又汲取西方教育思想精髓并符合世界潮流的办学宗旨——所谓“通才教育”。以这样的标杆来要求，那么，大学就不应只是知识传授的场所，它须让大学生在德、智、体、美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上做尽文章，务必“使每个毕业生孕育着一种潜力，可令其于离开校门以后，在他的学问、技术、品行、事业各方面发扬光大，既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于是，竺可桢到任不久，就特意质询教育部长王世杰：“关于办学方针是否采英美之学术自由或法西斯蒂独断行为？”在不可能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坚决摒弃不合“现时世界形势之正确潮流”又不符“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的前任校长的办学方针，确定了为社会树立“中流砥柱”的办学理念和民主办学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一所大学不是单纯的技艺传授，而大学最终应该达到的是造成这样的人才：“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显然，这是一般学校学院式的教学所难能企及的。竺可桢心目中的大学，其目标不仅在“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更要推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这样的气度，不可谓不宏阔，亦是之堪谓所谓大学。

　　竺可桢始到浙大，随即实施改良之法，首先是改变国文系、历史系没有教授的状况，他聘请马一浮、邵裴子等出山；又改变“大一”分系分科过早的状况，并在打好学科基础的前提下，提倡学生跨系选修和辅修，使之触类旁通，也使各学科能够渗透。此外，他更殷殷教诲莘莘学子“求是”的学风和做人的品行，倡导“大学最大的目标是在蕲求真理”。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养成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作风：“（１）不盲从，不附合，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专横；（３）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他由衷地相信：这不仅可使学生培养理智，将来“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惟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同时大学本身也才能名符其实。

　　竺可桢反复强调教授的重要性，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人选为转移”。他除了想方设法延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来校任教、并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致力于稳定教授群体（如战时欠薪成为家常便饭时，他总是想尽种种办法筹款，虽然有时未果，但广大教职员工却为他的诚心所动），更主张“有容乃大”即“容纳各派人才”，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如当时北大等已由新潮的“胡适派”独领风骚，许多“文化保守主义”（如“学衡派”）的学者纷纷南下，并且相继从东南大学迁移到了浙江大学，有邵祖平、梅光迪、张荫麟、胡刚复等，以及与竺可桢是校友的前“东大”教师和学生的钱基博、郭斌龢（他与吴宓、梅光迪等都是哈佛大学“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弟子）、张其昀、王焕镳、陈训慈等，当然也有新派的丰子恺等。由这些学者组成的团队，显然是维护中国传统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影响到了浙江大学办学方针的指向。其次，所谓大学办学第一宗旨的“思想自由，兼容并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之后，伴随着政治时局的激烈动荡，中国的各所高等学校已势不可免地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攘夺的一个重要战场，深深地卷入进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而一向主张学术和教育独立的竺可桢则力图排除政治的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早在他被授命为浙大校长之时，他就向教育部提出三条要求：财政须源源接济；校长用人有全权；学校不受政党之干涉。后来这三条基本上得到了保障，由此浙大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在那些战争和政治纷扰的急风骤雨之中，竺可桢又以他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和教育氛围，也由此吸引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和教授。但是，在一个大时代风气骤然变迁的情况下，这显然已是不合时宜的了，竺可桢遇到了“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