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长明
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组织者，周恩来致力于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但他的努力在毛泽东的强力干预面前屡遭挫败。许多学者如李锐、廖盖隆等都曾指出毛泽东不太懂现代化的大生产，不擅长经济工作，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复杂性缺少认识，1958年初他曾经说过：“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① 在毛泽东看来，天下之难事莫过于打仗，既然打仗都难不倒他，那其他的事自然不在话下。他没有意识到经济规律这个无形的“敌人”比战场上有形的敌人更难对付。而周恩来在1957年3月却指出：不能说建设比革命容易，“在某一个意义上说，建设比起万里长征来，可能是困难要少一些。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在我们这样落后的经济基础、落后的文化基础上，我们的知识这么有限，我们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这么少，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② 。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周恩来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采取降温和减压的方针，但却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1958年起，毛泽东到前台指挥经济工作，发动“大跃进”，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经此一劫，毛泽东才认识到经济工作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同时也才真正了解了周恩来的经济才能。1960年他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写道：“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③ 周恩来毕竟在日本、法国等地留学过，比很少踏出国门的毛泽东视野更为开阔一些。他熟悉现代化的大生产，懂得要切实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讲，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农民的底子甚至不如开国初期。因此，他强调建设时期的工作丝毫大意不得。
再次，从不同的层次来比较，毛泽东在宏观决策上比周恩来显得更有办法，而周恩来在中观微观决策上又显得比毛泽东更为在行。毛泽东的特点是“大”，他总是确定某种理论和某项计划的大轮廓，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周恩来虽然也长于战略，但他更长于战术和执行计划，他可说是毛泽东手下最出色的行政人员。仅举一例，毛泽东的统战谋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当然高明之至。但是，这个宏观上的统战谋略毕竟还是很抽象的，要将其贯彻下去，收到实际的成效，则必须将其分解和具体化到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中去。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上述统战谋略及其在各个领域的论述，制定出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工作、民众运动、地方和党派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更加具体的对策，既符合目的性，又有可操作性。应当指出，毛泽东虽然更注重宏观方面的决策，但他对许多中观和微观问题也是很关注的。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平心而论，在宏观上作出正确的决策很不简单，但要把正确的决策贯彻得正确也诚非易事。而毛泽东、周恩来正是难得的既能看到“森林”，又照料每一颗树的政治家。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讲话时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在给柳亚子的信中写道：“周公确有吐握之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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