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长明
(二)
社会上普遍流行一种说法，即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或者说“谋事在毛，成事在周”。这种说法一般来讲当然是对的。自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格局逐步形成并固定下来，毛泽东统筹全局，着重于战略设计，周恩来负责具体组织和政策的执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周恩来还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建国初期，有人曾问过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样的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① 这些情况难免给人们乃至不少研究者这样一种印象，即周恩来没有多少思想和决策能力，从而直接影响到对毛泽东、周恩来之思想比较的深入。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很难设想，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不需要经常做宏观上的战略思考。实际上，周恩来也是一个有战略眼光和重大决策能力的政治家。英国人詹姆士·麦克唐纳的说法比较近情。他认为周恩来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在政策决定之前当顾问，二是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② 在不少宏观问题上，他的思想和毛泽东是有差别甚至是有重大差别的，而且即便是执行决策，也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推演过程。周恩来多次说过，毛泽东是搞战略的，他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然是自谦之词，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实施政策的过程是一个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而也需要讲求方式、方法和策略，有时还要加以必要的修正。周恩来许多重要的理论创见恰恰是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产生的，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政策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基本依据的。但由于时空的转换，这个讲话的不少内容并不完全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周恩来正是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推进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自成体系，这是公认的事实，至于周恩来的思想是否是一个体系，这里不作妄断，但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领域的问题进行过深湛的思考，却无人可以否定。周恩来知识结构上的均衡，在国内外的政治家中都是罕见的。毛泽东的思想与周恩来的思想在不同的主题、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等问题上构成十分复杂的对比关系，只有进行扎实的比较研究，才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他们的政治性格和理论贡献，以及他们的一致与分歧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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