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周恩来的一份电报:1949年究问浙江大学"拒竺"风波【3】

　　当年蒋介石对竺可桢颇为看重，竺出任浙大校长就是蒋的“钦点”。不过，当时竺可桢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书呆子，一个“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的书生。新中国成立在即，周恩来问起竺可桢“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不是没有来由的。

　　10月29日晚上，竺可桢在监狱亲眼看到躺在板床上的冰冷的于子三。他不顾胁迫，拒绝代表校方签字承认于子三是自杀。随即，他在南京对《大公报》、《申报》的记者表示：“于子三是好学生，于之死是千古奇冤。”他还说：此案的最后结局，将“判明政府法治精神充分与否及保障人权志愿之有无”。消息见报后，全国为之震惊，官方则要求竺可桢马上在报纸上予以更正，竺可桢则回答道：“报道是事实，无法更正。”随即，金陵大学以罢课予以响应，随之，中央大学、乃至全国各地的高校纷纷罢课为浙大声援，是之为“于子三运动”。这是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把干柴烈火，它迅速燃起火焰，成为“第二条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浙大的“学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围绕悼念和安葬于子三，国民党当局与浙大“学运”针尖对麦芒，夹在中间的竺可桢可谓焦头烂额。当时国民党青年部长陈学屏认为这次“学潮”的根子“仍在浙大本身”；至于竺可桢，本是“国内第一流校长”，却在“学潮”中“属于第三者之态度”云云。

　　竺可桢渐渐与国民党当局拉开了距离，反之，他与日益炽烈的“学运”也越来越不合了。在浙大的校务会议上，竺校长表示：“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于是，围绕如何处理于子三的尸体，试图尽早平息事件的当局与浙大无法达成共识，看出“学运”是借势发难的竺校长也与“学运”形成牴牾。此时此刻，这个校长的位子，是越来越难坐了。

　　彼时，浙江省主席沈鸿烈要求校方立即埋掉于子三的尸体，被竺可桢拒绝。

　　此后他亲自在凤凰山为于子三查勘坟地，又经过一番口舌，当局也同意选定1948年1月4日浙大学生集体为于子三出殡。然而，围绕送葬队伍的路线、是否允许有仪仗和挽联等，当局与学生复又纠缠不休，学生则必欲出殡时要经过杭州的热闹街道，且游行并沿途唱挽歌等。竺可桢与双方“博弈”，最后只得发出布告，“告诫学生不得任意出外游行，并说明自治会不听学校劝告，若有意外，学校决不负责”等。“学运”领袖自然不肯听从，随即大张写有“报仇”等字样的旗帜，集合学生于校内“阳明馆”前，高唱“抬着你尸首往前走，走在这中国的土地上，仇恨的人呀，记着记着，今天将将士来埋葬。凶手凶手，你不要高兴，你的死期将到临”的挽歌，浩浩荡荡，准备发起抬棺游行。竺可桢听到这挽歌，本能地预感到“此类挽歌比任何标语更为恶毒，故军警若知道势非冲突不可”。此时当局突然变卦，禁止为于子三出殡，并派出流氓队伍冲进学校，骚扰和殴打学生，一些学生躲避不及，受到伤害，如后来成为浙大校长的韩桢祥院士，头部就遭到殴打而负伤。为了抗议这次暴行，浙大学生又罢课三天。此时教育部甚为紧张，杭立武、朱家骅先后打来电话询问，又派特派员前来“安抚”，当这位特派员提到学校应开除学生时，竺可桢说：“校中开除学生，需凭个人行为，不能任意开革，否则莫须有之事如何服人？”当时还有人主张为防止学生暴动，可“召军警入校”，竺可桢则坚决反对，“因此与余素来主张极端相反”，他还认为：“余始终认大多数学生乃善良的也。”不过，竺可桢的主张毕竟是动辄得咎，为双方所不喜，随即浙大的校务“处于内外均不谅解之状态中”，学生执意不安葬于子三则不得取消于子三在校内的衣冠冢，而当局以为只需开除若干“左派活动学生”，“则学校即可安静”，随即开出要捉拿的38位学生的名单，竺可桢以为此种办法，之江大学或暨南大学或许“曾行之而有效于一时，但实际此种方法只能收效于一时”。于是，他一方面艰苦地向学生进行解释，一方面又竭力保护学生，对当局的喝令不予理睬，并称“浙大向来事事公开，开除学生必须有理由”，而“校中不知谁是蓄意捣乱的共产党”，且“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最后，他绞尽脑汁，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在凤凰山浙大公墓为于子三安葬，送殡的近300名学生取消集体步行游行的方式，改为浙大派5辆汽车载送前往。

　　3月14日，于子三终于得以下葬至凤凰山。

　　经过此番周折，竺可桢可谓身心交瘁，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校十二载，已属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游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故拟早避贤路。”听说校长心生去意，浙大教授会的同人如苏步青、谈家桢、张其昀等大惊，急忙前来劝慰，学生自治会代表谷超豪等也前来致意。对此，竺可桢表示自己并非轻率辞职，“即临走亦必有交代，使继任者可以顺利工作，决不拂袖挂冠而去”。此后浙大千余学生在《上校长书》上签名，挽留竺可桢，但他去意已定矣，因为他知道他已无法继续在浙大工作下去了。

　　所谓“天下之大，已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局如此，加之学生运动波澜四起，带头者更是“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段太玩弄”，此前所以凭借的“求是”校训等等，根本无济于事，而原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以及由此形成的丰富的校园文化，如今已是一边倒的态势，如学生自治会的刊物《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等，“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均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竺可桢又观看了学生游艺会，其中有“讥讽政府”的《逃》、《皇帝与太阳》等话剧，竺可桢只有摇头；不久，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参加浙大合唱团的春季音乐会，然而合唱中有沈思岩先生创作的《贵州谣》及《八月葵花》等歌曲，他也“均嫌政治气味太重”。对浙大著名的“民主墙”——《生活壁报》，此时竺可桢也认为有不妥之处，即政治气味过于浓厚，尤其是浙大学生自治会出版的《每日新闻》，竟“全载共产党广播，为（浙江）保安司令部所不满；（其）且对外销售”，处事认真的竺可桢随即“嘱自治会将《每日新闻》出版负责人或机关印出（原只登有出版地址）。若欲向外发售，必须向市府登记”。所有这些，虽然校长没有强行干预，却行同“书傻子”，竺可桢竟不懂那已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了。至于“学运”的核心组织——学生自治会，早在1948年6月，竺可桢在致同人的信中就曾表示：“弟十数年来素主张教授治校，大学应以校务会议为最高权威，而历届学生自治会，不了解此种精神，擅自主张学生有遵守自治会章则之义务，而无奉守校规及校务会议议决案之义务。此点不明白纠正，浙大将永无宁日。”

　　于是，校长竺可桢无可挽回，他已经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