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6】

对其他疾病的防控和救治工作，周恩来也非常重视。1950年5月底，察哈尔省雁北地区麻疹流行。周恩来指示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同志“迅予救济”，并将最后处置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55页。）9月，皖北地区疫病流行甚为严重，仅凤台县即有6万余人感染疾病，定远县痢疾也普遍流行。周恩来得知情况后，迅速批示卫生部派遣医疗队前往救治。（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0页。）10月7日，周恩来署名发布了《政务院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普种牛痘，以达“全国范围内基本的消灭天花”之目的。（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394页。）1952年3月4日，周恩来还召集聂荣臻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议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全面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并同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等问题。4月5日，周恩来就北京防疫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北京选择一个较易隔离的郊外建筑，“一旦北京发生传染性的病症，即可立即宣布这所建筑为隔离病院”。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并请周恩来召集一次会议予以决定。4月15日，周恩来在其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建议：“在有疫情的地区，应实行局部的小封锁。一家内有疫情封锁一家；村内数家有疫情，封锁一村；区内数村有疫情封锁一区；县内数区有疫情封锁一县。”（《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周恩来还密切关注受各种疾病困扰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问题。1958年11月12日，他向卫生部长李德全、副部长徐运北询问当前防病治病的情况，指示他们除应注意当前疫情，还应考虑集体化引起的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1960年冬，河南省信阳市等地因自然灾害和一些干部严重的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和强迫命令等，导致群众吃不饱，加上劳动强度大，造成大批群众得病和死亡。周恩来极为关切，指示卫生部门要全力以赴防治浮肿病，同时指示卫生部要有专人负责，掌握疫情，组织交流防治经验，每周向其作一次书面报告，紧急情况时可随时向总理办公室电话汇报。（参见《我们的周总理》，第460-461页。）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全党战胜了严重灾害，数以万计的浮肿病人得以治愈，众多干瘦病人免于死亡。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1966年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高峰期间，每天进出北京的红卫兵数量达到150万至170万人之多，卫生状况很不乐观。是年秋末冬初，呼吸道与肠胃道传染病流行甚烈，“北京各医院凡是能呆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满了病人” （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1966年秋至1967年春适逢流脑爆发，大串联加剧了疫情的传播。而卫生部因“文化大革命”已无法开展正常工作。1967年3月7日，周恩来就此问题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李先念批示说：“最好建立一防治脑膜炎办公室，……马上开始工作。这些人要用全力以赴，不要再以其他工作干扰他们。”（《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3月24日，周恩来召集卫生部党组成员开会，询问防疫情况，说抓流脑、抓防疫“这个工作是最紧急的，一天都不能迟缓”（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0页。）。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示下，各地采取相应防治措施，疫情严重的地区还成立了防治流脑的机构，1968年后各地疫情逐步下降。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从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出发，对于人民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切实指导，为推动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进步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李洪河，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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