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周恩来为动员全民族抗战所做的贡献

　　1937年末至1938年10月，周恩来在武汉工作了10个月。这段时期，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最大限度地动员全民族参加抗战。

　　与国民党代表举行谈判,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末，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5个月，战局继续恶化。南京失陷前后，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部分迁到武汉,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集中在这里。武汉这个号称“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为了继续推进两党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等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抗战初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抗日,它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是代表中国向日本作战的唯一合法政府,拥有200多万正规军,是抵御日军侵略的主要力量。因此,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便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

　　周恩来到达武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蒋介石会晤,就两党关系、扩大国民参政会、制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进行会谈。

　　会谈中，周恩来提出3种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一、恢复民国13年（注：即1924年）的形式，将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同盟，其他党也参加；二、制定共同纲领，建立共同委员会；三、维持现状，即遇事协商的形式。中共希望争取前两种形式，因为这样可以加强国共合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于抗战。

　　但蒋介石无意解决共同政治纲领和合作组织形式这些主要问题。因此，这次会谈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对于周恩来提出的3种组织形式,蒋介石否定了前两种，只同意第三种，即以临时协商来处理两党关系。虽然如此，国共关系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质性松动：共产党能在国民党个别部门和个别组织内参加工作，而且被允许在国统区创办自己的报刊。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还与蒋介石、陈立夫等,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发展等问题进行谈判,虽然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但也解决了很多问题。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加强国共合作,促使国民革命军坚持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

　　出任政治部副部长，在国民政府中发挥统战作用

　　当时国民党政府依靠正规军抗战，对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全面抗战的宣传、组织工作都很生疏，因此，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以期共产党能够在宣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中共党员不得在其他党派任职，周恩来只得婉拒，但他认为这是国共精诚合作的机遇，不该轻易错过，于是向中央建议“应该与国民党开诚合作”。1938年1月中旬，蒋介石再次请周恩来上任，周恩来再次向中央表明态度：“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力量得到加强。”

　　经过慎重考虑，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2月1日，周恩来走马上任，这是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担任的唯一要职。

　　由于历史的原因，周恩来在国民党内有很高威望。上任不久，他就以副部长的身份，戎装佩剑，主持政治部的总理纪念周。周恩来的风度和威仪，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讲到抗战形势时，他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精准的语言表达技巧，使不少军统、中统、复兴社（均为国民党特务组织）成员为之折服。

　　当时，周恩来身兼国共两党要职，异常繁忙，白天在武昌国民政府政治部办公，晚上又要乘渡船过江到汉口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处理公务。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我在他（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拿走最后一份电报稿时，往往是凌晨了。当时事情非常繁忙，长江局的同志找恩来同志处理工作要排着队，常常谈到深夜。记得有一次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安排在最后，等和恩来同志谈完工作已是天大亮了。恩来同志每天工作达十五六个小时，但他始终精神奕奕，同志们都深为佩服。”

　　直接领导第三厅,促进全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南京沦陷后，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社会各界名流云集武汉。然而，由于缺乏组织者，难以形成一股凝聚力和一呼百应的宣传效果。在这种形势下，文化界翘首以待一位能拨开阴翳的领军人物来指引正确的航向。

　　1938年1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邀请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抗日宣传工作。

　　郭沫若坦诚地向周恩来表示，不愿到国民政府任职，认为：一则“自己耳朵聋，不适宜做这样的工作”；二则觉得“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三则认为自己如能“处在自由地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且“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的”。

　　周恩来充分理解这些顾虑，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强调政治部第三厅作为一个政权组织作用重大，有了“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广大的乡村，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周恩来还恳切地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周恩来推心置腹的话语打动了郭沫若，他同意任职，但是希望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地、痛痛快快地工作”。周恩来又劝他服从党的需要，要忍受内心的“寂寞”，还是以非党人士的身份，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周恩来如此安排用心良苦，既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也是为了减少郭沫若的工作阻力和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4月1日，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昌正式成立。三厅设3个处，每处设3个科，编制300人；下辖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漫画队、1个电影制片厂、5个电影放映队及孩子剧团，总数达3000多人。三厅各级负责人中，有不少文化界名流。他们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可谓群英毕集，盛极一时。

　　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周恩来和郭沫若做了周密的部署，宣传周活动开展得有条不紊，每天都有一个主要节目，几十个演剧队和数百个宣传队深入武汉的大街小巷和郊区农村，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武汉三镇。对此，郭沫若称道：“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全国上下形成了空前的团结景象。

　　倡导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推动武汉的“文艺复兴”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武汉聚集了来自全国的文化名流，有胡风、萧军、萧红、沈从文、丰子恺、郁达夫，赵丹、金山、舒绣文、冼星海、崔嵬等，而政治部第三厅并不能将他们完全容纳，因此还需要成立另一组织。

　　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亲自邀请老舍，希望他出面将流亡到武汉的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经过老舍和阳翰笙等人的筹备，一个月后，“文协”开幕大会召开。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为总主席，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和史沫特莱等13人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在文协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会后，被推举为文协理事的冯玉祥在普海春大饭店设宴招待与会者，五六百人欢聚一堂，那种团结向上的热烈气氛，即便是在10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令冯玉祥兴奋不已，他写道：“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

　　5月中旬，周恩来应邀参加文协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后来在会务报告中对这次会议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眼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文协成立后，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协会纷纷成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也分散到前线、农村、工厂去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著名演员金山、王莹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袁牧之、陈波儿等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都起到动员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