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周恩来为动员全民族抗战所做的贡献【2】

　　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坚持长期合作的方针

　　周恩来十分重视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作为政治部副部长，他同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

　　冯玉祥原是原西北军的领袖，是国民党内的主战派，抗战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1938年2月7日，周恩来通过冯玉祥的老部下鹿钟麟向冯表示：拟请一见。冯玉祥最初还有些顾忌，托鹿钟麟转告：“因外间耳目众多，不便相见，惟努力作不见面之默契可耳。”但他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14日，周恩来到冯玉祥的寓所拜访，两人交换对时局和抗战前途的看法，特别是对华北和上海作战指挥的得失进行详细的探讨。他们谈得很投机。周恩来离开后，冯玉祥对周围的人感慨道：“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在当天日记里，冯玉祥记下了对周恩来的印象：“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第二天，他在会客室写下了8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19日，他又到汉口同周恩来等见面。周恩来谈到日益发展的国共摩擦，冯玉祥感叹道：“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动，在这种时代不求进步，是一种自杀办法。为大众谋利益，为大众而信仰，哪有这种办法？”“应当多送学生去陕北学习，以应时代的推动，不要被时代的齿轮压炸了。”以后，冯玉祥常派专车将周恩来接到寓所晤谈，同共产党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白崇禧是桂系的领袖之一，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主战派，素有“小诸葛”之称。军事委员会改组后，出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他也经常同周恩来见面。

　　南京失守后，日军在津浦线南段发起进攻，企图攻占蚌埠，直取徐州，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就在激战尚酣之际，白崇禧来武汉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建议，将重兵布置于铁路两侧，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紧密配合的战术，迫使日军渡淮北上，我军可在北岸集中优势兵力，置敌于死地。李宗仁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很快打退了日军，为保卫武汉赢得了时间。此战之后，桂系将领认识到周恩来的军事才能，甚为钦佩。时任桂系高级参议的程思远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于是南段战事，遂成相持之势，此周公之计所致也。”

　　1938年3月，周恩来派时任长江局参谋的张爱萍去徐州见李宗仁，希望说服他在济南、徐州之间与日军打一大仗。

　　张爱萍转述了周恩来关于此仗 “可打”的几条理由：一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非常嚣张，骄兵必败，而且还是孤军深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应该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敌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广西军队在整个民众中、特别是在国民党中的威信。

　　后来，张爱萍回忆说：“开始谈时，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谈到最后，他神气十足，表示这个意见很好。”

　　李宗仁终于下决心打这一仗，就是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之战”。1939年4月6日，白崇禧在《救亡日报》上题词：台儿庄的胜利是在战术上运用游击战配合阵地战的结果。

　　周恩来还特别注意向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尤其是高级将领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游击战争的思想。《论持久战》刚刚发表，周恩来即将其基本精神介绍给白崇禧。白崇禧大为赞赏，将其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并给桂系部队师长级军官每人发一本，还向蒋介石极力推荐。后来，蒋以军事委员会名义下令全军，把这两句话作为全军的抗日最高战略方针。

　　广泛开展海外统战工作,争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

　　在中共代表团到武汉以前，中国共产党同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周恩来等到武汉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国使节、各国记者，一些外国团体和人士频频到访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为了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长江局设立由王炳南负责的国际宣传组，这项工作归周恩来领导。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与斯诺、史沫特莱、英国记者贝特兰等人保持着经常接触，并先后会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路易·艾黎、爱波斯坦、荷兰进步电影工作者伊文思、《纽约时报》记者德尔丁、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等国际友人。在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斯特朗于1938年出版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和贝特兰1939年出版的《华北前线》等书中，都有在武汉同周恩来交往的记述和评论。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在《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认为，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系达到了“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人“可以同汉口的共产党代表自由接触”。

　　1938年1月，周恩来在武汉会见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通过卡尔的帮助得到英国香港总督的准许，设立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同年3月和8月，周恩来两次会见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上尉，给后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逊于1940年出版《中国的双星》，写到了这两次会见。他认为：“周的才智在中国是出类拔萃的”。

　　1938年初，由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来到中国。一天深夜，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与他会见。周恩来用熟练的英语欢迎白求恩，并向他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白求恩急于去抗日敌后根据地工作，周恩来就嘱咐王炳南为白求恩一行去延安作出安排，于是便有了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的不平凡经历。

　　9月底，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汉口，他们中有柯棣华、爱德华、巴苏等医生。10月初，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们。

　　巴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我们去看望周恩来，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着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全国发动群众抗击敌人。”

　　几天后，巴苏与柯棣华再一次见到周恩来。巴苏在日记里满怀敬意地写道：“在爪哇支队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我们全体再次见到了叶剑英和周恩来。”“在全体来宾中，周恩来唯一庄重的人，我有机会从很近的地方观察他。他吸引我的，是他那机敏、聪慧和富于同情感的目光。安娜说，20年后，我们将会为曾经与他结识而感到骄傲。我补充道：‘干吗这么晚呢？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

　　不久，这个医疗队就在中国大地上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领导出版发行《新华日报》,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1938年1月11日，由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周恩来、博古等人为董事会成员，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报头。这是一份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在国统区代表中国共产党发声的报纸。

　　《新华日报》创刊第七天，数十名国民党特务手持铁棍、利斧，来到位于汉口民意一路的报社营业部，割断电话线，砸坏室内物品，捣毁排字房的印刷设备。

　　周恩来立即紧急召开会议，形成谴责暴徒的决议，并当面与蒋介石交涉，请他设法制止。当天，《新华日报》正常出版。在撤离武汉前，再也没有发生类似事件。

　　《新华日报》大受欢迎，2月份就发行了1万多份，四五月间达5万多份，这个发行量在当时是惊人的。周恩来为报纸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和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是一致的。

　　6月12日,日军攻占了安庆, 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战役——武汉会战揭开帷幕。同日，《新华日报》发表《保卫大武汉》的社论。6月15日，周恩来、秦邦宪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具体地阐述了保卫武汉和有效地开展第三期抗战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需要采取的步骤和办法。意见书指出，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对于第三期抗战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整个内政外交都有相当的影响，我国人民应该发扬西班牙兄弟保卫马德里的精神那样来保卫大武汉。

　　这份意见书对于促进蒋介石坚持抗战，进行武汉保卫战，以及激发群众的抗战决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10月7日到9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周恩来写的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该社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保卫武汉的主张，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保卫武汉的战斗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之过渡阶段的。”

　　10月下旬，武汉危在旦夕。为使报纸不致中断，周恩来拟出计划：分两批疏散人员和运送物资前往重庆，武汉一停刊，重庆马上接着出报。

　　10月24日晚，也就是武汉沦陷前一天，周恩来在编辑部口述了次日的社论，题为《告别武汉父老》。《社论》以坚定口吻宣布：“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在紧急关头，周恩来临危不乱，其大无畏的气概和掷地有声的誓言，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周恩来在武汉工作的这10个月，正是全面抗战开始不久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从过去长期被封锁和隔绝的狭小范围走出来，踏上领导全国人民抗日这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最大限度地动员全民族抗战,赢得了众多朋友的敬重和爱戴。很多人都是从认识周恩来到认识共产党,从相信周恩来到相信共产党的,从周恩来身上，他们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