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思考【4】

四、自由研究与计划研究——政府管理的角度

《提纲》最后一部分讲“自由研究与计划研究”，内容共三句话：“两者并行不悖，后者为主，逐渐走向计划”，这指的是科技工作要从没有计划的状态逐渐过渡到有计划的状态；“研究方向，研究计划”，可以理解为政府要尽快拿出系统的科技规划，明确主攻的研究方向；“成立机构，分工合作”，这是指科技工作要有管总的、起统筹协调作用的部门。短短41个字，明确宣示了新中国要把科技工作纳入计划之中，要主动引导国家科技发展的方向。正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我国后来形成了一套具有高度计划性的科技体制。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没有系统完整的科技发展规划。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非常重视科技规划的制定工作。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谈到接受苏联科技援助时，他就要求克服“没有全面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必须“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同时，周恩来要求正在制定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2—184页。）《十二年科学规划》确定了57项国家重点科学技术任务，每项任务又分解成若干个中心问题，每个问题都参照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结合中国情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科学途径和研究题目。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需要优先发展的12个重点。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规划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完成情况是比较好的，对于短时期内快速提高我国科技水平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1、92页。1962年对《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时认为，54项任务中有46项已经基本上达到了相应的目标，规划已经提前五年基本完成，但同世界上60年代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在制定这个规划的过程之中，也有一些科技工作者表示过怀疑，提出应当由科学家自发分散地搞研究。针对这种倾向，周恩来在第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作了详尽的解释，指出：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如果不把我国现有的科学力量适当地组织起来，作出长期的规划，那么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当然，规划以后必须根据各种新的情况加以补充和修正，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参见《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59、160页。）在落后条件下制定科技政策，必然要考虑如何把有限资源集中到重点方向。特别是在国防科技领域，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尚且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大科学工程，在我国更必须有统一的规划和协调。否则，“两弹一星”这样的尖端技术是搞不出来的。

周恩来还高度重视科技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主张量力而行、留有余地，反对脱离实际。在1955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根据中国实际指出，我国科学技术现在还很难确切估计要多长时间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当前的任务主要是打基础，“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2页。）只是在“最急需”（不是整体）的部门“接近”（不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就留有很大余地。广州会议在讨论制定《十年科学规划》和组织科学技术力量等问题时，同样强调要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决定大力精简机构和人员，缩短战线，集中使用力量，不分散地去搞许多力所不及的新研究。（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第28、29页。） 如果没有周恩来的讲话为人们卸下思想包袱，在当时作出这样的调整恐怕也是很困难的。

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中国科技事业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实现了大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基础设施，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总体来看是成功的。在这条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作为国家科技战略的重要决策者，同时也是许多重大科学工程组织者的周恩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提纲》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周恩来领导科技工作的实践同他的科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即便今天来看，也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把握历史的脉络，为今后科技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刘凯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实习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