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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活动间隙 周恩来经常对翻译人员进行“考试”【2】

施燕华

2021年01月08日10:28    来源:人民网

对年轻翻译的鼓励

1967年8月19日,星期六,在外交部食堂吃完晚饭后我在办公室里学习,室领导裘克安进来找我,说晚上周恩来要“礼节性”会见美国学者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姆,让我做翻译,要我好好准备。

毛泽东、周恩来见外宾都是临时通知的,可能因为他们要处理完国家大事后才能安排。1967年正是“十年动乱”期间,白天周恩来要见好几批“红卫兵”,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晚上才有时间见外宾。“礼节性”会见意味着没有实质问题要谈,只是友好交谈而已,时间不会很长。这次派我去,可能是因为通知老翻译时间太紧,且会见交谈内容不是很难,可让我锻炼锻炼。

杜波依斯是美国著名的黑人社会学家,1903年写了一本《黑人的灵魂》,影响很大,被称为“黑人力量的启蒙书”。他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情中国革命,曾两次访华,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杜波依斯晚年加入了加纳国籍,1963年在加纳去世。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也是著名的黑人学者、教育家。

给周恩来当翻译?我一方面感到很光荣,一方面又十分紧张。我从来没有给中央领导做过翻译,翻“砸”了怎么办?紧张于事无补,不能有太多的顾虑。幸好这时唐闻生从外面回来,听说我要给周恩来做翻译,便鼓励我说:“总理对女同志比较客气,不要怕。”

怕也没用,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准备,准备越充分,成功的希望就越大。我想,礼节性会见不可能十几分钟就结束,双方完全有可能对某些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我不能存侥幸心理,看材料的范围要宽一些。

我开始“临时抱佛脚”,四处找材料看。其实能看的参考材料少得可怜。接待单位全国友协送来的材料也很简单。从雪莉?格雷姆抵京后的简报来看,她对教育改革比较感兴趣。于是,我就找出一大摞新华社的电讯稿,专挑关于教育改革的消息和文章看,熟记一些关键词汇。我还找了近期周恩来见外宾的谈话记录,将一些重要句段翻译了一遍。

晚上10点前,通知下来了,要我在某时某分到人民大会堂报到。

全国友协会长楚图南和其他陪同人员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了。不一会,厅里的灯全打开了,这意味着首长到了,我们赶紧站了起来。周恩来步履匆匆,直接进入侧厅。此前,周恩来同“红卫兵小将”谈了很长时间的话,没顾得上吃晚饭。大会堂为他准备了一碗面。吃完后,他还要刮胡子。周恩来很注意形象,他的胡子很浓,每次接待外宾前,他都要刮胡子,他认为这是对客人的尊重。“文革”期间,许多有关外事活动的规定都被打破,着装随意,穿一件“的确凉”衬衫,一双布鞋就可以见外宾。有一次,翻译处一个翻译穿着长袖衬衫,把袖子卷得高高的,去给周恩来当翻译。周恩来进来一看见他就说:“把袖子放下来,怎么?要打架啊?”

周恩来从侧厅出来,他身穿一套浅灰色中山装,面容显得有些疲惫。在我的记忆中,周恩来见外宾时,只有两种颜色的中山装,浅灰和铁灰。他上衣口袋上别着一枚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

楚图南会长向周恩来简单汇报了接待情况后,外宾到大会堂门口了。周恩来站起来问了一句:“谁做翻译?”楚会长朝我这边指了一下,周恩来似乎有些吃惊:“哦?”

这时杜波依斯夫人进入了大厅。她身穿一套卡其布便装,胸前别了一枚毛泽东像章,整齐地卷着袖子,腰间束了一条宽皮带,一副非洲解放战士的形象。

先是合影,周恩来招呼陪同人员都参加,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合影。

从我平时的观察,我领悟到,做口译,最初的十几分钟很重要,译得好,能让主宾双方对译员产生信心,也能给译员“降压”。事先我把所有可能用上的寒暄话都译了一遍,自觉有了“底气”。我还总结了自己刚做口译时的教训,由于紧张,声音就很小,在座的人听不清,都会朝我这边侧身倾听,室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自己也更紧张了。这次,我干脆“豁出去”了,大声地译了起来。

看来我的策略奏效了。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双方交流比较顺畅。我的心跳速度恢复正常,自我感觉良好。听说周恩来的英文很好,对有些关键词的英译早已“胸有成竹”,如果译员用的词不合他的意,他会纠正。周恩来谈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我在一些关键句子上故意停顿一下,“察颜观色”,看周恩来是否要纠正我,没有。周恩来点点头,我更有信心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谈话顺利结束。送走外宾后,周恩来回头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外交部的。”周恩来又问:“什么地方人啊?”我回答说:“浙江人。”他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你再好好努力。”周恩来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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