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活动间隙 周恩来经常对翻译人员进行“考试”【2】

对年轻翻译的鼓励

1967年8月19日，星期六，在外交部食堂吃完晚饭后我在办公室里学习，室领导裘克安进来找我，说晚上周恩来要“礼节性”会见美国学者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姆，让我做翻译，要我好好准备。

毛泽东、周恩来见外宾都是临时通知的，可能因为他们要处理完国家大事后才能安排。1967年正是“十年动乱”期间，白天周恩来要见好几批“红卫兵”，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晚上才有时间见外宾。“礼节性”会见意味着没有实质问题要谈，只是友好交谈而已，时间不会很长。这次派我去，可能是因为通知老翻译时间太紧，且会见交谈内容不是很难，可让我锻炼锻炼。

杜波依斯是美国著名的黑人社会学家，1903年写了一本《黑人的灵魂》，影响很大，被称为“黑人力量的启蒙书”。他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情中国革命，曾两次访华，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杜波依斯晚年加入了加纳国籍，1963年在加纳去世。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也是著名的黑人学者、教育家。

给周恩来当翻译？我一方面感到很光荣，一方面又十分紧张。我从来没有给中央领导做过翻译，翻“砸”了怎么办？紧张于事无补，不能有太多的顾虑。幸好这时唐闻生从外面回来，听说我要给周恩来做翻译，便鼓励我说：“总理对女同志比较客气，不要怕。”

怕也没用，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准备，准备越充分，成功的希望就越大。我想，礼节性会见不可能十几分钟就结束，双方完全有可能对某些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我不能存侥幸心理，看材料的范围要宽一些。

我开始“临时抱佛脚”，四处找材料看。其实能看的参考材料少得可怜。接待单位全国友协送来的材料也很简单。从雪莉?格雷姆抵京后的简报来看，她对教育改革比较感兴趣。于是，我就找出一大摞新华社的电讯稿，专挑关于教育改革的消息和文章看，熟记一些关键词汇。我还找了近期周恩来见外宾的谈话记录，将一些重要句段翻译了一遍。

晚上10点前，通知下来了，要我在某时某分到人民大会堂报到。

全国友协会长楚图南和其他陪同人员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了。不一会，厅里的灯全打开了，这意味着首长到了，我们赶紧站了起来。周恩来步履匆匆，直接进入侧厅。此前，周恩来同“红卫兵小将”谈了很长时间的话，没顾得上吃晚饭。大会堂为他准备了一碗面。吃完后，他还要刮胡子。周恩来很注意形象，他的胡子很浓，每次接待外宾前，他都要刮胡子，他认为这是对客人的尊重。“文革”期间，许多有关外事活动的规定都被打破，着装随意，穿一件“的确凉”衬衫，一双布鞋就可以见外宾。有一次，翻译处一个翻译穿着长袖衬衫，把袖子卷得高高的，去给周恩来当翻译。周恩来进来一看见他就说：“把袖子放下来，怎么？要打架啊？”

周恩来从侧厅出来，他身穿一套浅灰色中山装，面容显得有些疲惫。在我的记忆中，周恩来见外宾时，只有两种颜色的中山装，浅灰和铁灰。他上衣口袋上别着一枚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

楚图南会长向周恩来简单汇报了接待情况后，外宾到大会堂门口了。周恩来站起来问了一句：“谁做翻译？”楚会长朝我这边指了一下，周恩来似乎有些吃惊：“哦？”

这时杜波依斯夫人进入了大厅。她身穿一套卡其布便装，胸前别了一枚毛泽东像章，整齐地卷着袖子，腰间束了一条宽皮带，一副非洲解放战士的形象。

先是合影，周恩来招呼陪同人员都参加，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合影。

从我平时的观察，我领悟到，做口译，最初的十几分钟很重要，译得好，能让主宾双方对译员产生信心，也能给译员“降压”。事先我把所有可能用上的寒暄话都译了一遍，自觉有了“底气”。我还总结了自己刚做口译时的教训，由于紧张，声音就很小，在座的人听不清，都会朝我这边侧身倾听，室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自己也更紧张了。这次，我干脆“豁出去”了，大声地译了起来。

看来我的策略奏效了。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双方交流比较顺畅。我的心跳速度恢复正常，自我感觉良好。听说周恩来的英文很好，对有些关键词的英译早已“胸有成竹”，如果译员用的词不合他的意，他会纠正。周恩来谈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我在一些关键句子上故意停顿一下，“察颜观色”，看周恩来是否要纠正我，没有。周恩来点点头，我更有信心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谈话顺利结束。送走外宾后，周恩来回头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外交部的。”周恩来又问：“什么地方人啊？”我回答说：“浙江人。”他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你再好好努力。”周恩来给了我很大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