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西安事变初期阶段中的实践【4】

　　三、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实践中的特点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仅是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实践的一部分，但却充分展现出其预测先判、掌控大局、果敢决策、周密协调的统一战线艺术、统一战线风范。“在坚持党的立场和原则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此期间得到充分体现。

　　周恩来预测先判的能力有助于中共准确快速地把握事件发展的动态。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时，因先期对其心理有大致判断，所以谈判很有针对性，能快速达成共识。12月17日，中共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随机迎接周恩来，刘鼎向周恩来汇报“张学良在扣留蒋介石时，向执行者明确交待要抓活的，保护蒋，拥护他抗战，促其抗战”的情况时，周恩来对此很重视，初步判断张学良有拥护蒋抗日的态度。他对刘鼎说：“西安事变并不是打垮了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所以蒋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希望不要变成更大的内战，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15〕

　　周恩来肝胆相照的真诚态度也是处理好“三位一体”关系、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12月18日，周恩来会见杨虎城，除了在“保蒋”策略上与其达成共识外，还就红军误杀杨部警3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以及在同杨达成协议后又曾突袭杨部这两个问题代表中共做了自我批评。这种光明磊落的真诚态度使杨虎城消除了原来内心还存在的一些疙瘩。〔16〕周恩来曾经说：“通过西安事变，交了两个朋友。”这可以说是中共与张、杨关系变化发展的一种真实写照，共产党人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治对手中找到了真正的同盟者。即使是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再难有自由可言的张学良，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尤为感动的是，即使在东北军几乎已经将近瓦解的情况下，中共仍旧能够像朋友那样帮助维持他魂系梦牵的东北军。〔17〕

　　四、结语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发生是中国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从西安事变的发生，到审蒋、保蒋阶段以及之后的诸个阶段，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周恩来，在风云突起、瞬息万变的情况下，遇变不惊，相机处理。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高超的斗争艺术和策略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注释：

　　〔1〕张春海著：《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大家》2010年第10期。

　　〔2〕卫刘华著：《近年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研究综述》，《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9月。

　　〔3〕刘孝良等著：《周恩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7页。

　　〔4〕占善钦：《再论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调处》，《21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

　　〔5〕〔13〕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2、50页。

　　〔6〕〔7〕〔1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39、341、344页。

　　〔8〕〔17〕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4、454页。

　　〔9〕〔10〕〔15〕〔16〕金冲及著：《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37、538、532、539—540页。

　　〔12〕成秀娟：《国内外舆论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影响》，《兰台世界》2007年7月刊。

　　〔14〕房成祥：《论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