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西安事变初期阶段中的实践【2】

　　中共是在西安事变后才得知此事的，并于第二天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对复杂形势作了初步分析：为防止日本趁机将南京政府变为傀儡政府，他建议不要与南京对立，要稳定黄埔系、CC系、元老派、欧美派，推动他们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要争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孙科、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要深入发动群众，巩固联合西北三方抗日力量，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周恩来提出“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意见，站在了统一战线的角度，深刻把握时局的特点，对会议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有很大影响，张闻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对西安事变的初步判断也是一致的。〔6〕在与张学良电报沟通后，中央委任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并于12月15日致电南京，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周恩来到达西安后，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宋子文之间进行调停，以平息争端，团结抗日。为此，周恩来需站在全民族统一战线上给予张、杨以实际的帮助。他一方面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另一方面又要向蒋、宋做必要的妥协。作为中共的全权代表，周恩来还要保证准确地传达西安的实际情况，并对中央的政策提出建议。西安事变后，莫斯科《真理报》和《消息报》指责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的行为，又因为电报密码差错的原因，中央于20日才收到共产国际对于西安事变的指示。周恩来无疑要在平复张学良对苏联的忧虑和灵活、有针对性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上下功夫。一石激起千层浪，《申报》、《大公报》、《救国时报》等一些主流媒体对西安事变的负面评价，也对中共应对这个突发性事件构成一定压力，周恩来利用发动宣传部门、充分接触群众等方式部分地扭转了西安事变的舆论导向。

　　(一)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方面

　　在周恩来赴西安谈判前，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仍不明了，多数决断要等周恩来详细了解情况后才能做出。因此，周恩来准确地传递西安方面的动态信息并做出建议便显得十分重要。如《周恩来年谱》记录：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连夜将情况电告中央，并提到“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央，介绍南京亲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汪精卫、阎锡山、韩复榘等人的详尽动态；同日致函中共陕南负责人，令他率部威胁中央军左侧，配合东北军作战；12月19日，电告中央关于西安中共特科和救国团体的情况；12月21日致电中央，为红军主力集中方向提出建议，希望中央发布政治训令，支持东北军、17路军及其民团为抗日同盟军并保障苏区和红军的物资运输线畅通。〔7〕周恩来及时传递的信息，使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形势作出了更为准确的判断，12月19日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是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转折点，会议否定了西安另立政府的设想，认为对蒋介石生命安全的威胁只会造成严重的内战前途，从而否定了审蒋杀蒋的可能。由此看来，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逐步提出来的，且主要是根据周恩来到西安后及时准确报告纷繁复杂的形势，并建立在周恩来的科学分析和建议基础上形成的。

　　由于密码翻译的原因，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直至20日才全部明晰。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对张、杨企图制造分裂的社论引起了张学良的高度重视，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周恩来到西安后，张学良更是反复说明他极愿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21日和22日，周恩来向张学良转发共产国际来电，毛泽东巧妙地将季米特洛夫电报中对张学良的过激评价删去，只转发后文的解决办法。张学良收到共产国际赞成用此次事变达成积极政治目的的暗示后得到宽慰。〔8〕共产国际迟发的电报更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在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上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由共产国际的负面评价而导致的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隔阂。

　　(二)西北方面

　　周恩来赴西安，是以客卿的身份代表共产党发言，处于第三者协助的地位，并不能直接决定和处理各种重大问题，可见其任务的艰巨性。在西安事变解决初期，周恩来向张、杨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事变的态度。周恩来明确肯定张、杨的爱国行动，分析事变有两种可能的前途，强调应当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同时，耐心进行说服工作，使东北军和17路军思想统一，以达到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样，红军、东北军、17路军三方面对西安事变的政策达成了初步一致的意见。

　　12月17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长谈，意识到西安局势远比在保安时估计的复杂得多，并确信南京方面及多数地方实力派不会接受张、杨的“罢蒋”、“审蒋”的要求，新的内战危机一触即发。两人达成共识：“为了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9〕周恩来根据这些情况当晚即致电中央，果断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为中央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意见。

　　12月18日上午，周恩来拜访了杨虎城，针对其思想顾虑，向他说明了国内形势，反对法西斯和抗日救国已是大势所趋，蒋介石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只要西安三方联合一致，力量强大，蒋介石则报复无望。杨虎城立即表示，他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10〕

　　周恩来还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党内与东北军、17路军内部以及西安各界人士对西安事变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需要加以引导。在西安事变解决的初期，周恩来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分别和杜斌丞、杨明轩等二三十人谈话，宣传中共和平解决方针，并向官兵耐心说明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意义，批评了宣传“赤化”、“红旗插遍西安城”等过激行为，说服了一部分主张杀蒋的青年官兵。他还分别听取朱理治、汪锋等人的汇报，指示他们多做东北军、17路军的工作，力争和平解决的前途。〔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