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五次发脾气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来》，作者 权延赤，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足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激烈，都不能叫做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身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

　　我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及回忆录，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怕”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跳舞。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50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雳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总理去得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10点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春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色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胀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耻，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况下，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到总理的变色变态，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

　　总理的脸色由红渐渐转苍白，他的感情从羞耻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利地朝那位干部扫射，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未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脱离舞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高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衣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高低，不分衣物高档低档干净不干净，全堆一起。总理在门口站住脚，看卫士取大衣。卫士手忙脚乱，翻出总理的大衣，往出拿时，把压在上面的别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衣交给总理时，胸脯正在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毛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屁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激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的衣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默默地低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一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那个别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右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像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头，老天爷也不敢下雨。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临。

　　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办理过这类“救驾”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高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想北京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许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