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五次发脾气 【3】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来》，作者 权延赤，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子，和总理私交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脚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车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站到办公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脸色苍白，站立不住，泄气地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地敲了三声桌子：“这是不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色已经变白，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梗挺直，好像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绷紧，站得更加笔直。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爱惜的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声色俱厉，声音很大：“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总理以新的激烈的势头讲。他的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像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着陈毅，目光和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干部更不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近的身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姐闹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脱离接触，过那么几小时，双方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轮番跟他打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错，总理发点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到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也在总理身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走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嘀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以总理只要脸色一阴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兴奋过度，所以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睡觉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有松懈。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如说“×××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荡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做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身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相当熟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领导人长征来访。越南领导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美援越无偿援助了200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满意，每次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白，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么。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色、脑子里还缺根弦。总理那么使眼色，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毛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毛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色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

　　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毛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激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白，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内。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诉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